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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盟史研究 强化初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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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广西民盟网 ]     作  者:  [ 韦东 ]

 

 

  近年来,中共全党上上下下都正在扎扎实实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这“两学”就是学党史、学党章,“一做”就是做合格党员。以此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切入点。一贯奉行“以党为师”的民盟,完全也可移植中共这一“党建”经验,结合自身特点,赋予“两学一做”新思维,作为“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的切入点,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其中,以抢救的态度深入研究盟史,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大家是否注意到,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经过部分文字修改的《中国民主同盟章程》,对民盟七十多年发展历史的高度概述,主要还是反映在“序言”部分。

 这里,要说的是由“序言”带出盟史研究的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关于民盟成立的起因和发展历程的头九年。对此,“序言”的第二自然段是这么叙述的:

 中国民主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由主张“团结、民主、抗日”的政团,于1941319日在重庆组成的,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这段文字,从构成“新闻”的五要素来看,可大概了解这么一条主线:时间——1941319日;地点——四川重庆;人物——主张“团结、民主、抗日”的政团(笔者注:即“三党三派”);原因——民族空前危机,中共政策感召,本身力主抗日;结果——组成民盟,之后改组民盟。

这第二自然段的关键词是:“政团”、“组成”、“改组”。

这里,读者可能要问,组成民盟的政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党三派”,他们本身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之外的小党派,其组织结构本身当时如同连孙中山也认可的“中国人由于过分自由而成为‘一盘散沙’”的观点,各自政见也不见得一定相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当初真有那么强的“同心”思想吗?这是其一。

民盟当时成立的所在地是四川重庆,那可是“蒋管区”的心脏,在当时国民党“中统”、“军统”、“CC系”特务满天飞的时候,民盟秘密开会虽说只知会过共产党但又哪能瞒得过蒋介石呢?因而与其说是秘密还不如说是公开的秘密,但蒋介石为什么不在民盟处于摇篮状态就予以扼杀而是任其坐大呢?这是其二。 

民盟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改组”的,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这肯定有历史背景和有其深远意义,否则就不会写进“序言”里。这是其三。

第二个话题:关于民盟奋斗的功绩和历史评价的头九年。对此,“序言”的第三自然段是这么叙述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和谈、反对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共同战斗,锻炼了自己,纯洁了组织。1947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19481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的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共同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19491月,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民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三自然段的关键词是:“共同战斗”、“ 被迫解散”、“携手合作”。

能否说民盟与共产党的“共同战斗”就主要表现在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和谈、反对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这几场主要政治活动当中的同进退共患难?这是其一:

“序言”说民盟在参与上述政治活动当中“锻炼了自己,纯洁了组织”,这必应当是有所指向的,能否从“三党三派”最后政治归宿的大洗牌结局来推测?这是其二。

“序言”说民盟是在194710月“被迫解散”的,这固然有国民党当局以“非法团体”为名强迫的原因,但“解散”此事责任非同小可,不应是个人说了算吧,那当时有没有谁去劝阻、制止过?还有那国民党当局为什么当时不是直接“取缔”而是强迫“解散”?民盟召开的会议为什么只突出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其三。

民盟与共产党的“同心、同向、同行”,这一“初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萌芽的?“携手合作”又是从哪些方面来切入和体现,标志是什么?民盟在当今全国八大民主党派的排位第二,依据的是什么?这是其四。

“序言”的第二、第三自然段,对民盟1949年前的历史回顾,在民盟中央历次换届所作的《关于“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的修改报告》中 ,都明确肯定“是准确和实事求是的”,认为“对民盟光荣传统的概述,贯穿了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这样一条主线”,因此历次修改都没作大的改动。只是,上述设问的这些“谜团”,都有待我们在学习盟章、研究盟史当中进一步了解。

 

显然,初心教育需要我们运用“政党”学说诠释盟史

可能会有人说“政党”学说太深奥了。其实,如果你从“政党”学说当中提取几个“关键词”来切入加以认识,也许可以让你有“政党”学说原来不过如此的美妙感觉。

须知,大凡“政党”,一般具有四大特征:有主义、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核心。这四大特征民盟有没有呢?都有!以此“四个有”作为“关键词”,姑且让我们以1949年为分界线,来看一看1949年前的民盟:

“有主义”。主义是政党的灵魂和存在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政治主张,一般可以在政党成立之时看它发表的“宣言”是什么内容来体现。政党之所以能够把它的党员号召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团结成为稳固的政治集团,主要的是靠它的主义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说到民盟的“主义”,在1949年前就是于19475月前后以持续半年多的关于“中间路线”的讨论为版本,认为民盟不仅在抗战时期是中间派,就是在以后的建国时期也应该是中间派。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流行主张就是奉行“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换句话说,具体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的“中间路线”,因而其“主义”曾被称为“第三条路线”。这是由其自身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的,而后在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使他们逐步放弃“中间路线”。

“有纲领”。政党的生命线就是纲领,它必须把为实现“主义”而分阶段实施的目标、步骤、要求,高度概括为吸引广大党员、领导广大群众参加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和信条,这也就是纲领。有了纲领,就有了凝聚力,就能统一行动。说到民盟的“纲领”,先是以194110月在香港的《光明报》上发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又称“十大纲领” )来体现,继而是19449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计划提交待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来体现。就是意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这只是一种幻想,但它仍是以调停国共争端、促成国共和谈的面目出现,主要矛头是对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重庆谈判当中,他们对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旧政协会议上,他们又和共产党团结一致,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人民的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实际上,民盟同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结成了同盟。即使是在参与组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所倡导的“中间路线”,也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对蒋介石起了抑制作用,同样具有进步的意义。而后是以19499月把《政协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来体现。

“有组织”。政党是由信仰并实行共同的主义和纲领的人结合而成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它的组织形态以及严密程度,常常是决定其战斗力的基本因素。政党的组织形态是由其党章规定的,它规定了政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行为规范。说到民盟的“组织”,民盟是通过《盟章》把分散的盟员个体聚合成为一个有一定战斗力的政治组织的。1941年至1944年是以“三党三派”为团体会员制的盟员群体,具有既归属各自的“小”党派又兼有“大”民盟双重身份的盟员群体;1944年至1949年是以个人会员制为主体的盟员群体。当然,必须指出,参加民盟的各个党派和代表人物,由于其政治立场和态度不同,因而其动机和所求也不同,其政治态度也存在着左、中、右的区别。有的是同情共产党的左派,他们参加民盟,是希望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力量联合起来,以对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促进抗日民主运动;有的是自称恪守中庸之道、奉行“不偏不倚”的立场,他们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扩展第三种势力,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向国民党争取一些经济、政治利益,以至幻想谋求“第三条道路”;有的则是倾向国民党的右派,他们企图利用民盟,捞取政治资本以投机,准备在关键时刻出卖民主,向蒋介石邀功求赏,换取高官厚禄,不惜成为知识分子的败类。

“有领导核心”。政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的领导,是由本身的中央领导结构来实施的,组成中央领导结构的成员,一般说是经过严峻斗争考验、锻炼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由他们组成领导集团,担负本党的最高领导任务。说到民盟的“领导核心”,也就是民盟的总部。主要是由“三党三派”的领袖人物组成的政治联盟核心机构。民盟总部(办事处)所在地1949年前曾经先后设立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当时都在国统区范围。

过去,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民盟在1949年前是以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面目出现,走的是“中间路线”或说是“第三条道路”,到了1948年民盟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史学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民盟在1949年前,具体地说在中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相对于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当局,民盟和共产党同是处于“在野党”、“反对党”的地位,彼此之间既不存在政体上的执政党与参政党的问题,也不存在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说不上存在“同心”合作的历史。

对前一种看法,主要是由于不了解当年的历史背景,也不懂得革命策略,把革命看得过于简单。须知民盟在成立那一天起,其要求参与“民主联合政府”的利益诉求,最终共同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意愿,不仅得不到提出“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领袖”口号,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排除异己”的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承认,还被国民党当局打压得很厉害。初时被骂为“共产党的尾巴”,后来被骂为“奸匪”,再后来被施加高压勒令解散。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民盟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不得不研究斗争的策略,使民盟在国统区首先能生存下来,才能发挥斗争的作用,这就是民盟在当时之所以要采取“第三者”立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斗争艺术。而我们说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英明就在于抓住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利益诉求,由此结交了一大批不同界别、肝胆相照的挚友诤友,而愚蠢的国民党当局却坚决反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无疑是把民盟等民主党派推向共产党的怀抱。这也说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是取决于人心向背的。

对后一种看法,主要还是由于不了解当年民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民盟与共产党的“同心”合作,实际上是考虑到在国统区双方只有在坚持“工作公开,组织秘密”的工作原则下才能有效相互提供安全保护,而以此为前提,主要还是通过在“组织上的彼此承继、政治上的彼此影响、活动上的彼此支持”这三个方面来实现,正是由此而使得民盟能承继中共的先进性进而内化为自身的进步性,形成主动争取、自觉接受、坚持实践与中共情真合作的优良传统。

你看,只要我们抓住了上述的“关键词”这条主线,解读民盟成立头九年的历史档案,就能明白我们常说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创多党合作理论”就是这么个道理。原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前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孙女张梅颖说得好,“历史是民盟的根,文化是民盟的魂。”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民盟成立头九年的历史档案,才能得出这么一个概念:民盟与中共的多党合作,早在1949年前就已形成,也为时下我国政党制度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格局奠下了厚实基础,这就是民盟的“根”。用历史眼光看,在当时国难当头之际,“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是暂时的,致力于“民族复兴,国强民富”的“中国梦”,则是长久的、根本的。这段盟史也突出了坚持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就是民盟的“魂”。

对如今身处新世纪多样、多元、多变时代的年轻一代盟员,能否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民盟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保持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不变、优良传统不变、优势和特色不变,无疑是政治交接的重点任务,也是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要实现的重大目标。对民盟盟员来说,回顾盟史,领会盟章,牢记民盟的“根”、铭记民盟的“魂”,就显得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当前我们深入研究盟史有什么重大意义呢?我的理解:

1. 深入研究盟史是实现初心教育的需要。《资治通鉴》有一句名言“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按其思维推衍,我们用“不忘合作初心”的明镜,可映照“继续携手前进”的今昔。研究盟史,其 “古事”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初心跟共产党“合作”、“携手”的发展史。政治交接,就是要让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初心始终不变,致力于“教育救国”、“实力救国” 的初心始终不变。不搞好初心来源的认识,就难以引导广大盟员实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 深入研究盟史是践行传承历史的需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可以深刻揭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进步发展之道,可以起到“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功能。有一句话说得好,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我们如果对盟史文化不能作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任由他人作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民盟今后参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

3. 深入研究盟史是修史讲史评史的需要。近年来,民盟中央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民主同盟的奋斗历程》的书籍,可以肯定这是民盟历史文化研究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无疑这对基层广大盟员尤其是新盟员初心教育增添了很好的教材。但我们还有待取得“1941~1949”盟史研究薄弱环节的新突破,使之成为对民盟传统教育的辅助读本,还需要向修史讲史评史的方向努力。

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盟章、阅读盟史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在参与续写民盟的历史,“不忘合作初心”,为的是“继续携手前进”。我们广大盟员,为民盟同样拥有跟共产党“合作”、“携手”的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而骄傲。同时也应当意识到:我们在学习了解民盟的“古事”的同时,也肩负着个人参与续写民盟发展史的责任和使命。自觉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