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并发表《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4）、《兄弟民族在贵州》（1951.6-12）等调查报告。随后，费孝通又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发表《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1952.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带民族偏见写出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壮族历史的学术论文。

一

   费孝通与广西的渊源，要追溯到1935年。

   1935年夏，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并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导师史禄国让他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一年，之后再出国进修。经张君劢帮助联系，李宗仁同意由广西省政府提供调查经费。1935年9月，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南下，赴广西进行“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12月16日，在从花篮瑶转向坳瑶村寨调查途中，向导失引，费孝通误踏虎陷，身受重伤，王同惠寻救溺亡，调查中断。费孝通扶棺出山，在悲痛中开始写作《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完成亡妻遗志。这本书是费孝通第一本社会实地调查的成果，吴文藻称之为在非汉族地区进行“社区研究”的首个实例。费孝通与王同惠对广西大瑶山进行的人体测量和社会调查，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同时，1949年前的中国民族研究主要是依托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于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了田野调查。

   民国时期的桂系军阀，无论旧桂系还是新桂系，秉承的都是广西地方主义，试图打造“广西人”的省籍认同。而民族/族群身份则被视为次要问题，省政府直接将汉化程度较高的熟僮视为汉人。包括旧桂系领袖陆荣廷，出身熟僮，其自我认同也是汉人。至于生僮、苗、傜（瑶）等少数民族，则被新桂系视为拖广西后腿的待开化的“特种部族”。这也才有费孝通夫妇的广西之行，获广西省政府资助开展“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

   民国时期有人估计，广西民族除汉族外，人数较多的就是“僮人”，约五六百万，散居广西各地。但据1933年出版的《广西年鉴》记载，当时的国民党新桂系政府认为，大部分壮族已经“汉化”。新桂系认为壮族已经“汉化”的主要依据是壮族的服饰和某些生活习俗同汉族已无大的区别，除了语言不同外，已不能分别其种族是什么，称做汉族也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壮族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只认为是讲壮话的汉人。（参见黄英林《一生广西情——费孝通和广西》，来源：民盟中央网站《永远的怀念》栏目）而在1946年的广西统计年报中，广西僮人人口为235447人，这显然指的仅仅是生僮。

   需要说明的是，1935年的大瑶山还是所谓的“未开化之地”，普通人都把瑶民看成与“野人”一般；况且在他们造访大瑶山的前一年，当地又发生了瑶民反抗汉族政府压迫的骚乱，一时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被激化起来。就在这样艰苦、危险的局势下，费孝通夫妇怀着“认识中国从而改造中国”的信念，新婚燕尔之际毅然决然奔赴瑶山，进行的是一项艰苦困难而且充满挑战的社会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孝通夫妇的大瑶山田野调查，与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第二次到广西开展的调查研究相比较，情形已经大不一样。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照。瑶族博物馆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政府实行的是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1951年7月至11月， 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访问团（中南分团）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费孝通任团长，李德全等任副团长，陈岸、黄现璠等任团员。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慰问少数民族，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帮助民族地区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中央访问团联络组在进行慰问和宣传的同时，深入壮乡瑶寨，做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整理成20多份调查材料，在访问结束时，经广西省委统战部，交由广西日报铅印成册，供有关方面内部参考，这些调查材料共40多万字。（参见冯深《广西解放后首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央访问团在广西》，《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合刊）这是广西解放后首次范围广泛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它忠实地记载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涉及广西各地僮（壮）族、瑶族、苗族、越南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广西民族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担任团长的费孝通，就是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写作《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及有关民族政策和民族民主建政的文章。

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费孝通率中央访问团分别于1950年、1951年到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对后来发表的《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的影响，我们且以《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增订版）（费孝通著，张荣华编，学苑出版社2019年11月北京第1版）收集的相关文章进行粗浅的分析。

   在《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增订版·上册）的第二编“民族历史与发展”中，第一篇是《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原载《新建设》1951年第3期）。费孝通在文章中主要论述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驳斥不承认民族识别的错误思想。他认为，客观存在着的民族识别之所以有人不承认它，根源在于不肯承认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不肯承认民族识别的合法性罢了。这是一种大民主主义思想。

   接下来的第二篇文章，是《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年4月），这是费孝通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贵州分团团长时所写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说道，贵州“除汉族外其他少数民族种类还没有准确数目，据已经知道的，自认为独自构成民族单位的，有27种。其中以苗、仲（布依）、彝、回四族比较众多”。由此我们可知，其一，由于当时还没有真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因此自认为是少数民族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27种）；其二，虽然还没有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但是可以确认的少数民族至少已经有4个，即苗、仲（布依）、彝、回四族，这是贵州的主要少数民族。接着，文章又对这四种主要少数民族进行了一番分析。

   关于云贵当地的苗族，总人口约180万到200万，属苗瑶语族；仲（布依）族亦称水户等，和侗家、水家、僮家等族均属侗台语族，侗、水、僮（壮）族居住于黔东南边区，仲（布依）族移居盘江流域，总人数约160万到190万；彝族居住于黔西北，属藏缅语族，总人数约10万；回族入黔较晚，分散于黔西南及西北主要交通线的城镇及其附近，人口尚无确数。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其一，除了苗、（布依）、彝、回四族以外，贵州还有侗、水、僮（壮）族居住，这三个民族是在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就可以确认的；其二，彝族人数不多、回族人数不确，但却将这两个民族列入主要少数民族。另外，文章还提到教会势力通过开学校、创造苗文、办医院等对于少数民族有实际利益的手段，传布教义；有些地区的仲（布依）族已丧失其原有的语言，风俗习惯也受到了很强的汉族影响，上层分子有否认自己是仲（布依）族的；贵州现有各民族中最早在此生活的可能是仡佬和木佬等，但这些土著民族现在所存很少，且大都已汉化。

   紧跟着的第三篇文章，是《兄弟民族在贵州》（1951年6月），此文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实际上是七篇曾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的文章的合集。原载《新观察》1951年第6-12期，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1年11月结集出版。较之上述第二篇文章，此文在内容上又有了新意和深意。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祖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一共有多少个民族，“贵州有哪些民族？”这个问题也还不能正确的答复，但可以列举的民族名称却已经在30个以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认是一个民族的人，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名称，甲地通用的名称在乙地却可以认为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现象必须从历史的背景去了解，而历史材料却又常常是很难得到的。我们对于各民族实际情况了解不多，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打破民族隔阂的必要前提。我们在六个半月的时间中，对苗、仲、彝三个主要兄弟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其他如侗家、水家、僮家等民族都没有机会去访问。

   虽然如此，作者还是在论述贵州的苗族时，讨论了一般俗称“夷族”的仲家、侗家、水家、僮家与苗族的不同，他们均属侗台语系，也就是普通所谓的“泰语系”，在历史上可能是出于同一民族的，但是现在侗家、水家、僮家各自认为是独立的民族了。作者写道，说泰语系话的，除了贵州的“夷族”外，还有广西的僮族，云南的傣族、僰族等，以及东南亚的泰族。从整个分布情况来看他们是亚洲东南沿海地区的民族。因之使我们有这样一种猜测：这些民族有可能是从东亚大陆沿海受了汉族的压力而向南搬来的。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他们风俗习惯及传说中去研究，还看得到更多的启发（后来费孝通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写作《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的知识和资料对苗、仲、彝三个主要兄弟民族进行了初步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最后部分，还专门对“少数中的少数”族群（包括仡兜、仡佬）进行了语言学、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分析与挖掘。这为后来费孝通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并深入调查研究广西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三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费孝通率中央访问团分别于1950年、1951年到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并在写作《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之前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还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其二，要为少数民族服务，加强民族团结，其前提首先就是要承认民族识别的合法性，承认各民族的特点；其三，贵州除了苗、（布依）、彝、回四族以外，贵州还有侗、水、僮（壮）族居住，这三个民族是在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就可以确认的；其四，广西的僮族，云南的傣族以及东南亚的泰族，有可能是从东亚大陆沿海受了汉族的压力而向南搬来的，可以进一步从他们风俗习惯及传说中去研究，还看得到更多的启发。

   在此基础上，1951年12月，费孝通根据在广西开展调查研究的材料，写成了《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第1期上，对广西600万的壮人（自称为土人，说土话）是不是少数民族以及这一群体从哪里来进行了探讨。

   相较于之前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的学术性更强，因此，基于这样的事实：其一，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但在某些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其二，壮语并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但由于土话（壮语）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作者对于这样一个民族集团“姑称为壮族”。

   接着，文章的第一部分运用历史学的资料证明，一方面，广西的壮族可能就是古代东南沿海的“于越”人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现在广西自称“布越伊”的壮人，已经成了在当地居住很长历史的土著民族。之前没有退走的东南沿海的越族，已经融合组成现在汉民族的一部分。而长期居住在广西的壮族，虽则也有一部分现在自认为是“说壮话的汉族”，但是相当部分不但仍然保持他们民族的语言，而且还用相当于早年自称的族名“布越伊”来称呼自己的民族。

   文章的第二部分运用考古学的资料说明，石制农器之戊如何变为青铜制兵器之戊，又说明越国之越本应做戊。这也许可以助证壮族自称的“於越伊”与“于越”在古壮歌中的“耙”义相联系。这样的假定建立在一个尚待确定的基础上，即我国东南沿海（包括江、浙、闽、粤、桂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曾经有一种土著民族。这种民族就其汉化了的一部而言，就是历史上的越族，就其在现在尚保持其民族特点者而言，或许即今日的壮族。由于受当时考古发现及历史文献不足所限，作者对于水稻的起源地及发明水稻技术的民族存疑。

   文章的第三部分运用语言学的资料说明，现在的壮族和曾经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古代居民是有渊源的。壮语与吴语、湘语，粤语、闽语等存在各自不同的相关性，表明了吴、湘、粤、闽的几种汉语方言中还保留着壮语的影响。这影响可能说明在这些早年曾为越族所居住的地区，有一部分越人已和汉族融合，但仍部分保留了原来民族的语言特征，特别是发音的习惯。同时也助证了现在的壮族和古代曾经居住在东南沿海诸省的越族在语言上是相同的。

   文章的第四部分综合运用历史学、语言学的资料说明，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但是从语言的异同上也可以追溯到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来。比如和广西壮族同属一个语言分支的贵州仲家（布依族），是从广西进入贵州的，只是因为过去交通不便，来往少了，有了不同的汉名，成了两个民族单位。这一方面并不否认民族识别存在一定的主观人为的色彩，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为性也是建立在尊重长期以来存在的互不往来、隔离较深的客观历史事实之上的。再比如，仡佬、土佬、木佬等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和壮族也都同属黔台语族（以前称侗台语族）台族支的分支，却分属不同民族。和壮语同属黔台语族的黔水语支包括侗族、水族等情况也是如此。瑶族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同称为瑶的许多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从语言方面看起来有些相反：有些说着和汉族古语相似的语言，也有些说着和壮语相似的语言。原因在于瑶族很分散，且长期的流动、迁徙，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很深。另外，汉人对于很多居住在山顶上的少数民族常常不加分辨地统称为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可能就包括苗族，而苗族与瑶族语言相近、关系比较密切，在早期可能是相同的民族。但是后来迁移路线不同，就形成不同的民族了。

   经过严谨地推考，作者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壮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之所以说是不言而喻，是因为作者并没有在文末点题。之所以最后不点题，一方面不想再画蛇添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在“小心求证”方面的谦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把话说满。

四

   有学者认为，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萌芽已经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和《花篮瑶社会组织》等论著中。从瑶山调查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费孝通几乎没有对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索。（参见丁元竹《费孝通是怎样把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的？——费孝通教授晚年思想脉络》，《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作为从事民族研究的起点，广西大瑶山瑶族是费孝通经常关注和讨论的研究对象。瑶族支系、语言的混杂现象引发费孝通的疑惑：“花篮瑶讲的话近于苗语，茶山瑶讲的话近于侗语，盘瑶话属于瑶语……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为解答疑问，费孝通认为“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进而费孝通提出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早年的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实地调查的经验认知，主张应当正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客观事实，承认各民族平等的政治身份。（参见邹立波《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形成及其意义》，《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实际上，费孝通对于中国各民族地位问题的探讨并没有止步于广西大瑶山调查。1938年费孝通获博士学位后从英国回国，不久即卷入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学术论争之中。他在1993年《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说，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2月《益世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顾先生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顾先生着重说，“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在费孝通看来，“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并且也称之为民族了”。（参见华涛《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可见费孝通对顾颉刚“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的观点是持批评态度的。但同时他又明确说，自己对顾先生193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

   到了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随后，费孝通又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这在客观上为他继续中断多年的民族问题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推动了他对民族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方面，他对“蒋介石在《中国的命运》中公开地宣传大民族主义，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批判（参见费孝通《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原载《新建设》1951年第3期）；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有所认识，也颇感困惑。这在《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中就频频提及。比如，“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另外有些）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而且，“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比如贵州仲家和广西壮族就是如此。在50年代费孝通对云贵高原和广西的研究中，都注重分析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的问题。他坚持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的观点，与其学术背景有关。在面对云贵高原乃至广西复杂的民族构成状况时，他始终强调不同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也存在差异性。（参见麻国庆、蒙祥忠《作为方法的云贵高原——从费孝通的区域板块研究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而且，费孝通认为，中国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与汉族及少数民族的迁徙有关；中国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必然出现了很多零星杂居在其他民族占多数的区域里的人口较少的民族；民族之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纵有这样那样的困惑，“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则是费孝通在文章中对中国民族特点的基本判断。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统一归因于它悠久的文化和文化的冲突、融合。

   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为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奠定基石，促使他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拓展，也成为他改革开放后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的源动力。

   前面提到，1993年费孝通在顾颉刚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上作了《顾颉刚先生百年祭》的发言，上述那番话实际上是对他的民族研究涉及两大重要事件：一是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从英国回国，不久即卷入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另一是20世纪50年代参与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两者的内在联系和意义做分析。

   费孝通让我们认识到，他经历的这两大事件其实体现了中国在民族问题上面对的大课题，即如何在学理上认识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在政治上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抓住“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和民族识别、民族形成、民族本质两大主题，不断地对自己的学术经历进行“反思”和“再反思”，并凝练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此后，费孝通又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再反思再提炼。（参见华涛《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概而言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来源有三：其一是费孝通对最早接触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的反思，深化了对中国各民族形成的认识；其二是对自己20世纪30年代末参与的争论的反思，修改了自己早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涵的认识；其三是费孝通对20世纪50年代在云贵高原以及广西民族的调查研究的反思，始终坚持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的观点，并认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从未中断过，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