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于1948年10月23日在《观察》周刊上发表题为《呼吁和平》的文章，该文反对内战的立场却被解读为公开支持国民党政权，呼吁在国共内战中停止军事行动。而且‌文章内容被认为承认国民政府“事实合法”，且拥护蒋介石的“戡外”政策，并指责中共领导的解放军为“赤匪军”和“破坏国内和平的罪魁祸首”。中共和民盟对张申府的‌这一立场大加批驳，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笔者试图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梳理和解读，从“就事论事”到“就事论势”再到“就事论人”。

一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制作，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大决战》，其中第29集一开头就是蒋介石给陈布雷看《大公报》（1948年11月10日版）上刊登唱衰金圆券的文章（他绝对没想到两天后陈布雷自杀身亡），接着镜头换到10月23日在街头吆喝的报童：“卖报、卖报！张申府呼吁和平，停止内战”，然后画面转到9月1日的西柏坡，刘少奇拿着转载张申府《呼吁和平》的《中央日报》（当天第1版）在念，五大书记人手一份。毛泽东听了说：“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在搞贼喊捉贼的把戏。”任弼时接着说：“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那时候他张申府怎么不出来呼吁和平啊？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倒跑出来呼吁和平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是别有用心，而且还包藏祸心。”刘少奇进一步揭露，张早就退党却依然以党内人士身份到处活动，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篇文章影响很大。面对国民党的舆论攻势，毛泽东决定亲自联系民盟共同行动，用笔杆子揭穿阴谋，同时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实现真正和平。第30集就此事接着叙述。在西柏坡，工作人员来报：“舆论战线再传捷报。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毛泽东拿起了11月10日的香港版《大公报》第1版念了起来，夸奖道：“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鞭辟入里啊，写得好！”

且不说这时间线有点乱。首先，屏幕上刘少奇拿着转载张申府《呼吁和平》的《中央日报》（1948年9月1日第1版），让人啼笑皆非。第一是日期有误。张申府在10月23日发表的文章不可能提前出现在9月1日的《中央日报》上。第二是版式有误，刘少奇读的是头版，《呼吁和平》标题左边是正文第一段：“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可是标题右边是文章后面段落“更许有人说，武力解决，乃是国策，不可异议。”不知道这“中央日报”是怎么排版的。而且《中央日报》头版一般是整版广告，包括结婚启事以及政府部门公告等。《大公报》也是如此，因此蒋介石和毛泽东看的同一张11月10日版的《大公报》版式也有问题。第三是事实有误，通过查阅“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1948年10月23日至27日的《中央日报》均没有转载过《呼吁和平》，倒是10月27日《中央日报》第3版刊发了殷海光的《与张申府论“呼吁和平”》，驳斥张的言论。

其次，既然《中央日报》没有转载过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决战》中毛泽东等五大书记对张申府的斥责，说张的这篇文章被蒋介石利用，“是在混淆视听，在搞贼喊捉贼的把戏”，就显得有点牵强附会甚至生编硬造了。至于毛泽东是否亲自联系民盟共同行动（也就是给民盟施压），笔者因材料有限，不得而知。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召开在港中执委暨各处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张申府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开除张申府盟籍决议案》，表示：“本盟盟员张申府迭次违反本盟历来政治主张，拟请开除其盟籍案。”11月16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就此发表《时局声明》。12月16日，中共《人民日报》以《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为题，对沈钧儒、章伯钧的声明进行了报道，并将张申府正式定性为“叛徒”。紧接着，一篇署名孟超的文章《张申府的狐狸尾巴》在香港发表，将张申府的定性从“叛徒”上升到“卖国贼”。张申府的政治声望从此一落千丈。

再次，刘少奇说：“张早就退党，却依然以党内人士身份到处活动”。真正的事实并非如此。张申府退党时，他向李大钊和赵世炎等保证：“以后在党外仍与党配合工作，一定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后来他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清华大学解聘，生活没有了着落，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手。1940年12月，蒋介石误将章伯钧的一些言行扣在张申府头上，张的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头衔因此被取消，生活再度变得拮据，这时周恩来先是让驻渝办事处每月补助他50元，次年再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一个副刊，每月支付张150块银元。也就是说，他是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中共方面的资助。

还有，任弼时的那番话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张申府在此之前，一直以民盟领导人的身份与民盟中央保持一致，一直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民主建国。

不过，面对来自民盟和中共方面的强大压力，张申府仍然不为所动。张申府表示：“我对这个决定没有感到奇怪，我也不把它看得太重。我知道沈钧儒和章伯钧都是值得尊敬的读书人，但其他在香港的人却不是。这个决定一定是在沈和章二位不在时达成的。我呼吁和平，目的是促进民主，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须尝试。”12月11日，张申府在北平《自由批判》1卷12期上又发表《论和平的可能》一文，进一步指出：“现在呼吁和平，只不过代人民立言。只是理当如此，情当如此。”“不过，误会尽管误会，猜疑尽管猜疑，打击尽管打击；站在人民立场，为老百姓说话，替国家设想，丝毫没有别的意思，在现在呼吁和平，至少在原则上，究竟还是有百是而无一非。”（参见秦立海《张申府与<呼吁和平>》,《世纪风采》2009年第5期） 

二

至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是不是如《大决战》里周恩来所说的“被蒋介石利用”，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在混淆视听，在搞贼喊捉贼的把戏”，我们接着分析。

张申府在《观察》5卷9期上所发表的《呼吁和平》一文，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是：

第一，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恢复和平。现在内战导致民生凋敝，持续战争将耗尽国家元气，军事冲突是经济恶化的根源。“假使以民心为裁断的标准, 那么, 今日呼吁和平, 更是有百是而无一非”。第二，全国普通老百姓，并无一人不愿和平。现在人心惶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般民众之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 是担心会招惹麻烦、引祸上身。第三，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 “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因而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敢再继续呼吁和平。但是正如抗战前呼吁抗战、抗战中呼吁民主有成功先例那样，今日的和平诉求也具备正当性和可行性。第三，既然呼吁和平，那就应该有实现和平的具体方案。虽然方案需从长计议，但是实现和平的原则是现成的，那就是“ 民主、和平、统一”。第四，不管交战双方哪一方打得顺手哪一方不顺手，“凡真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内战，也必反对内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就不应该“穷兵黩武”打内战。平心而论，这样的主张，至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国统区老百姓的意愿，且不管是否顺应大势。

其中有几处提法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其一，宣称“不管实情如何，政治到底已由军政训政进入了宪政”，被认为是承认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承认国民政府“事实合法”。其二，主张不管交战双方哪一方打得顺手哪一方不顺手，都应该停止内战，这被认为是指责打得顺手的共产党“穷兵黩武”。其三，承认“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被认为是拥护国民党的戡乱国策，并将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为污蔑为“匪”，是“破坏国内和平的罪魁祸首”。

应该说，在香港的民盟总部和中共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张申府以上言论的批驳是有一定依据的，毕竟白纸黑字就摆在那里。但据此就认为张申府诬蔑人民解放战争为‘不仁也不智的冒险’和‘穷兵黩武’，并劝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争取主动，诚不如在和平上赢得主动’，是一种卖身投靠国民党的行为，似乎有些过了。因为，如果结合上下文之间的联系，不难看出，张的意思是，其一，不管中共和民盟如何否认“伪国大”，但现在的实情是，国民党仍然掌权，而且已经宣称“由军政训政进入了宪政”。既如此，国民党就应该停战和中共好好和谈。其二，既然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只要是不愿意停止内战的阵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穷兵黩武”之嫌。至于打得顺手与否，其实此时国共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胜算。

因此，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一文，国民党也不买账。10月27日《中央日报》第三版刊发了殷海光《与张申府论“呼吁和平”》，驳斥张的和平言论。时任《中央日报》主笔一职的殷海光在文章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写道：

最近在储安平君主编的观察周刊上读到张申府先生的大作《呼吁和平》……在此，我必须声明的，我之所以选取张先生这篇文章作为批评的对象，并不是由于这篇文章特别使我发生兴趣，而主要地是由于这篇文章所表述的意见似乎最足以代表若干自居于第三种立场的人士对于中国目前时局的看法。所以，批评了这篇文章，等于批评了这一类的意见。

也就是说，在殷海光看来，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走中间路线（或者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虽然文章“充满着中国士人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愫”，从情感上说值得敬佩，但张申府所代表的“第三立场”的人士不明了目前国事的来龙去脉，从理性上看却糊涂得紧，因此值得一驳。

殷海光此文的观点是：第一，张申府没有真正明瞭这次内战的本质。实际上，中国目前的动乱原因并非表面上看到的“国共之争”，它只是结果，而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内在动乱的因素（中共）化合而成一股政治力量造成的。抗战胜利后，代替中日冲突的是来自苏俄的侵略。二战末期以来，苏俄利用弱小国家的内在矛盾发动内战，在西方吞并了东欧诸国，在东方的中国所发生的“内战”也是如此。因此，当前中国的“内战”，不仅是“国共之争”，而且是抵御外敌（苏俄）的民族战争。

第二，如果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真能够像张申府说的那样“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那么为了民族独立、避免重蹈东欧诸国的覆辙，就应该拥护国民党“勘平含有严重外患性质的暴乱”的政策，而不是赞同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张申府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认清目前战事的性质是民族战争。因此，就像当年日本侵略时我们呼吁抗战一样，今天就应该呼吁勘除共党暴乱。只可惜研究哲学的张申府并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可惜的是，如今知识界这样的耿介之士太少，多的是如张东荪这样计较个人成败利害的墙头草。

第三，不同于只停留于口头上呼吁和平的张申府等知识分子，真正以行动祈求和平乃至用流血换取和平的，恰恰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国民党。事实证明，政协会议之后所发生的军事摩擦及全面内战爆发，均是中共造成的，国军越忍辱负重，共军则越在此过程中实力日益壮大。而且，中共当初实力不济时尚且不肯停战，何况现在已气焰方张了呢？不过，张申府据此认为中共就是打得顺手的一方，也是一种只顾眼前的短视观点。

第四，当今叫嚷“主张戡乱就是国民党帮凶”最起劲的就是大公报的王芸生，而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则是以这种理论为基本假定的。退而言之，若中共取胜，我们将沦为异族的奴隶，失去独立和自由，且全国人民必须统一信仰马列主义。“不独大公报得以改头换面，观察这种投机刊物也不复可能投机了。”当然，最倒霉的就是知识分子，就是自由主义者。

三

不得不说，同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张申府和殷海光，在对待内战的问题上，其立场是大相径庭的。由此可见，这一阵营的人员成分是十分复杂的。

殷海光从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十分警惕所谓“共产国际恐怖铁幕”，并认为中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专制独裁傀儡政权。因而他认为“戡乱”就是保卫国权、保卫民族独立及民主自由，这不是国民党一党的事情，而是爱国、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之任务。而且，当前国民党自身的腐败也暴露出几乎失去领导能力的问题，而这时正需要大家和衷共济，共同对付外敌（苏俄）和内患（中共）。同时他认为，“民主时代应该尊重言论自由。然而，言论自由无论怎样必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皈依。”对于国民党的腐败及专制一向颇有微词的殷海光，在面对苏俄和中共的“恐怖独裁”威胁时，却宁愿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站在国民党的一边。

由此可见，虽然‌民盟和中共批判‌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将其定性为“为反动派张目”，认为文章发表时解放军已占优势，呼吁和平实为阻挠革命胜利。但殷海光却将张申府的和平主张视为反政府言论的延续，是与《大公报》的王芸生遥相呼应。也就是说，殷海光认为张申府和王芸生同为一类，他们将内战责任主要归咎于国民党，其实中共才是挑起内战破坏和平的责任者。他希望张申府不要再糊涂下去，应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慎思明辨”深明大义。张申府此文的确是两头不讨好。

仔细分析，笔者发现如前所述的《呼吁和平》一文中有几处提法被认为是“反动”言论，这样的“上纲上线”是有些牵强的。毕竟张申府当时身处国统区，谈论的是国统区的现状，因此说“不管实情如何，政治到底已由军政训政进入了宪政”、“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不过是国统区语境当中的“实话实说”。若说有纰漏，就是张申府应该给剿匪等词汇加上双引号才妥当。其次，张申府是通过《观察》发声的。一来储安平及《观察》虽然一直不认可“伪国大”及后来的“宪政”，但在国统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所刊登的相关文章在涉及宪政、戡乱、剿匪时所使用的口吻和张申府大致一致；二来此时的《观察》已经濒临被查封的地步，储安平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储安平及《观察》的言论实际上已经与国民党决裂，逐渐倒向中共。试想，此时的《观察》有必要发表为国民党洗地的文章吗？

而且，殷海光的批驳可以视为国民党当局对‌张申府《呼吁和平》的反击，因此，所谓“被蒋介石利用”、“为反动派张目”云云，其实是一种推断甚至是一种揣测。不过，殷海光此文由于立场问题虽有种种不是，有一点他倒是说对了，那就是认为张申府和王芸生同为“第三立场”的一类人。

我们来看看王芸生发表题为《和平无望》一文的背景。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后，在国共两党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坚持“第三立场”的内地版《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这时，中共地下党向他伸出了援手。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深刻剖析了时局，指出了蒋介石当局决意“戡乱”，因此“所有和平呼吁，和平想头，都不过如一丝蝉鸣一缕云烟而已。”（参见马浩亮《建党百年热播影视，大公报再现历史风云》，来源：《大公报》2021年8月2日版）据说蒋介石对王芸生的《和平无望》十分恼火，而此文却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这才有了《大决战》第30集当中的镜头：毛泽东拿起了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第1版念了起来，夸奖道：“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势。鞭辟入里啊，写得好！”但是，片中的工作人员说的“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并不是针对《呼吁和平》而写的批判文章。

实际上，此前的王芸生一直和张申府一样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的香港版《大公报》，其言论也是既批评中共又反对国民党，曾被《新华日报》抨击为“小骂大帮忙”。直到王芸生飞抵香港并于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才标志着香港版《大公报》转变了立场。

而且，《和平无望》中所说的：“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这些话语的基本立场，和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中的观点并不矛盾，都是从人民大众的福祉出发，是讲“是与非”而不是只顾成败利害的。只是“形势比人强”：一直身处国统区北平的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不管是由于信息闭塞还是固执己见的缘由，已变成不合时宜的明日黄花之陋识；而在中共帮助下抵达政治飞地香港的王芸生的《和平无望》，则是认清了“和平无望”从而顺应大势转变政治立场倒向中共的炙手可热之洞见。一个是昨日过时的呼吁，一个是今天顺势的呐喊，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而与张申府、王芸生等不是同一类人的殷海光，这位日后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先驱”的“五四之子”，后来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在怼了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之后，1948年11月4日，殷海光写了社论《赶快收拾人心》，对国民党的统治提出了疑问，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他因此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职位。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撤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殷海光依然写评论抨击国民党统治，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批评，受到国民党的批判和围剿，最终被迫离开了《中央日报》。（参见何贤桂《殷海光：孤独的“五四之子”》，《中国青年电子版》2009年第11期）

各人的立场不同，所认为正确的东西也不一样，从而所看到的真相则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殷海光和张申府、王芸生所坚持的“是非”是不一样的。但在不计较个人成败利害、只关心是非对错这一点上，他们又是一致的。

四

之所以说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和王芸生的《和平无望》，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因为“民主自由”是这枚硬币的价值，“呼吁和平”是正面和本色，“和平无望”是背面和变色。而这背后，站着一群始终“把是非摆在个人利害成败之前”，一直坚持和平、民主、统一的民主人士，比如张澜、黄炎培、张申府、梁漱溟、王芸生、储安平等等。张申府在民盟各派别当中是属于亲共的救国会派，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有所坚持；而王芸生到香港之前一直持中立的“第三立场”，在保持基本立场的前提下逐渐左转。类似张申府与王芸生这样在“变与不变”中相辅相成的例子，还有梁漱溟的坚持不懈与储安平的与时俱进。

无论是在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中，还是在王芸生任主编的《大公报》上，梁漱溟所发表的文章一直坚持自己所秉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观点。

1947年6月，梁漱溟在《观察》5卷15期上发表《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一文，为中共辩护；9月，梁漱溟在《观察》3卷4、5期上连载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认为国民党强行推行的宪政选举是一场灾难。梁漱溟虽于1947年底脱离民盟，但他不可能真正退出现实政治。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发出求和意图。1月21日，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重庆版、上海版《大公报》刊出梁漱溟《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提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随后，梁漱溟陆续在《大公报》发表《论和谈中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其中，《敬告中国共产党》目的是对《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中的主要观点进行重申和辩白，并呼吁中共继续以和平精神（政治方式）统一全国。

而此时，肃清张申府影响的新政协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在香港亦招致《文汇报》《华商报》及《群言》等中共刊物的反对甚至詈骂。民盟总部认为，若不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驳斥，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极有可能闻风而动，伺机抬头。在此情况下，《光明报》发表《正告梁漱溟先生》一文，对梁漱溟的诸多观点进行了一一驳斥，并言辞激烈地将梁漱溟比作反动者的帮凶，该文称，“梁漱溟的三篇文章与人民群众立场相悖，替反动统治掩蔽，言词荒谬，违背民意，将遭受人民的唾弃。”（参见赵博翀《解放战争时期<光明报>的传播特点及其对新政协运动的贡献》,《新闻论坛》2022年第2期）

也就是说，尽管已看到自己的同年、同仁兼挚友张申府因发表《呼吁和平》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梁漱溟仍然不合时宜地继续呼吁和平，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不仅仅是张申府、梁漱溟等人，这一时期作为《观察》和《大公报》作者的大多数身处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仍然怀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信念。

比如1948年11月，董时进在《观察》5卷15期发表了《和比战难么？》一文，主要是驳斥胡适有关“和比战难，要难上千倍万倍，而和中共谈和平，根本是妄想”的言论。他认为：其一，胡适一方面认为和平万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内战也不可能解决目前的困难，“只有苦撑待变”。其二，胡适此番言论，和1933年时与董时进关于“是和是战”的争论立场恰恰相反。其三，既然当初抗日时胡适都不愿昧着良心去主战，那么想必今日之内战，胡适当不愿流离失所、备受煎熬的老百姓陪着他苦撑待变。其三，老百姓不愿打仗，将士愿意内战的恐怕也很少。只要一声和平出来，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至于和平以后的事情，终究可以解决。毕竟，用和平比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容易得多。

董时进的观点，无疑和张申府、梁漱溟的言论一样，表达了夹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民众之愿望。而自全面内战以来，创刊于1946年9月的《观察》周刊，就先后发表了王芸生、储安平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分析。王芸生首先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他认为中国未来可能的走向有三，一是“‌南北朝”‌。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即以长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南北方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控制。二是“‌十月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者认为中共目前虽然还没有这么大的主观力量，但客观条件可能推动其发展，并导致天下大乱。三是“‌政治协商之路”‌。通过各党派合作过渡到民主宪政道路，虽然实际执行困难重重，但却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也就是说，王芸生的观点聚焦在，最不希望中共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导致天下大乱最终掌权，而是希望中国能够走政协协议的路线，从而走上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为了和平的希望，严仁赓不顾“不识时务之讥”，仍然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几点认识》（原载《观察》2卷23期）；陈彦在《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原载《观察》2卷24期）中虽然指出了作为革命党的国共两党均主张以武力斗争为主，因此战争必然成为国共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但是仍然呼吁双方政治家超越党派利益，使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但希望终究只是希望。储安平就很清醒地在《中国的政局》（原载《观察》2卷2期）写道：

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

储安平当然对和平寄以期望，但同时他倒向中共的倾向在《关于中国的时局》里已有端倪，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打下江山了他也乐见其成。以至于后来储安平到了北平住在费孝通家里，还责怪费孝通不带他一起去西柏坡。

五

对于储安平的责怪，费孝通在后来的回忆中意味深长地说：“他不知道内幕”。费所说的“内幕”其实就是，能不能去西柏坡，中共是有甄别和挑选的标准（或者说是有名单）的。比如说，同为民盟华北总支部的负责人，为什么张东荪可以去，张申府却去不了？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

一个直接的理由是：张东荪与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关系密切。1948年春，民盟中央常委、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愿为新中国的建立尽绵薄之力。4月27日，毛泽东回信说：感谢你的来信，对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邀请先生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参见王海波《难忘西柏坡》，来源：美人书房2025年9月18日）但直到发表《呼吁和平》之前，张申府都没有接到去解放区的邀请。因此，他并非是因为发表此文才被中共放弃的。甚至在此之前的1948年7月，张申府还在《中国建设》发表《论中国的出路》，指出“所谓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欺骗。就令想象有一条中间路线，也无人能走。”在结论中，他还鼓吹革命，和中共的宣传相呼应。没想到三个月后，《呼吁和平》横空出世。这期间张申府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和起伏呢？

实际情况是，1948年的夏天快结束时，在华北的不少民盟重要成员已前往香港。这一时期，据说刘清扬和吴晗在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展开了殊死的权力斗争。张申府自然是站在刘这一边，因而在斗争中也难免有所损伤。张申府没有离开北平，所以他在内战最后的日子里是颇为孤寂的。等到1948年9月，连刘清扬也走了，（10月初从天津）去了石家庄解放区，张更成为一个孤家寡人。（参见【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吴晗夫妇也是在中共帮助下，经天津于1948年11月来到西柏坡。

张申府之所以没能去香港或者解放区，也许还可以从民盟《开除张申府盟籍决议案》和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的《时局声明》中寻些踪迹。《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张申府盟籍决议案》指出，张申府迭次违反本盟历来政治主张，其中就包括：其一，张申府于1948年1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公开与国民党反动分子联名启事，拥护国民党高级特务唐嗣尧竞选立法委员，此无异公开承认伪国大、伪宪法以及伪立法委员之选举为合法；其二，发表了《呼吁和平》。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又补充了一条罪状：他以个人名义非法声明解散华北民盟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投靠反动集团。也就是说，在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之前，已经有两条罪状了，怎么还可能得到中共的支持？进而言之，张申府并非单纯是因为发表《呼吁和平》而被开除盟籍，民盟总部对张申府已经是一忍再忍了。

至于这前两条罪状的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试图一探究竟。关于第一条罪状，很遗憾，通过“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查阅北平《世界日报》，只有1925年3月21日至1928年5月2日的报纸。而张申府在《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中如此回忆：唐嗣尧在北平的世界科学社办了《科学时报》杂志，经常向张约稿，并每月送张30元稿费。张这一年的生计主要靠稿费维持，他虽然知道唐是军统特务，但不得不虚与委蛇。不过无论张申府事后如何解释，此事确实不妥。至于第二条罪状，有一篇文章似乎可作为旁证：“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他们软禁了张澜和罗隆基，逼迫张澜发出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民盟华北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和国民党串通一气，解散了华北民盟支部。消息传来，何善周义愤填膺，和几个盟员聚到吴晗家讨论一上午，决定由吴晗打电报到香港。当时，沈钧儒和周新民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重建民盟领导机构。在清华民盟小组呼吁下，民盟中央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参见王霆钧《光明磊落信念如磐》,来源：民盟吉林省委会）此文是纪念何善周的，而何是闻一多和吴晗介绍入盟的，后来长期在吴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何的说法可能和吴晗有关联。

但另据当时中共清华教职员支部委员吴征镒回忆：1947年以来为支援学运，具体事宜主要由民盟北平市支部负责人吴晗与华北总支部其他负责人张东荪、刘清扬、张申府和潘光旦、费孝通等盟员教授进行协商。有时盟内刘清扬、张申府和张东荪意见有分歧，吴晗要吴征镒等到燕京大学张东荪家中协调。为避免党派色彩，特别是在1948年夏，民盟被取缔后，这些宣言、声明不用民盟名义发表，大多以教授个人名义联名发表，常由几位著名进步教授，如吴晗、张申府、刘清扬、张奚若、钱端升、闻家驷等先签，而费孝通、钱伟长、吴征镒、王瑶等，常是吴晗家的座上客，便签署其后……（参见许京骐《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中共南方局清华大学教职员党组织》，清华大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6辑》）再根据“1947年随着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天津的民盟地下小组也停止了活动”的相关记载，可以推知：其一，随着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华北等地（北京、天津等）的民盟组织有的转入地下，有的停止活动；其二，转入地下的民盟华北总支部、北平市支部虽没有再以民盟名义发表宣言、声明，但并没有停止活动，相关负责人张东荪、吴晗、张申府、刘清扬仍然在组织、领导学运，其三，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是张东荪而并非张申府，张申府若以个人名义非法声明解散华北民盟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名不正言不顺。但若是按民盟总部的要求通知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解散或停止活动，倒有可能。而张申府在《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中说：“去年（1948年）初，民盟被迫解散以后，我在华北为继续开展工作，曾结合接近我的一部分盟员，临时成立了一个‘北方民主同志共进社’……”由此看来，当时华北的各地民盟组织就算解散或停止活动了，张申府还是继续开展工作的。

当时民盟正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第一批北上的沈钧儒、章伯钧已秘密到达东北解放区，民盟总部仍留在香港，民盟主席张澜等人尚在国统区且受到监视软禁。在这种情况下，新成立的民盟华北解放区小组具备接近中共中央便于沟通协调的区位优势和备受信任的政治优势。吴晗到达解放区之后，提议就张申府发表的《呼吁和平》召开会议。1948年11月10日夜，吴晗、韩兆鹗、胡愈之三人召开了第一次盟员谈话会。会上“吴晗提议：张申府发表文章，呼吁和平，应请本盟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表明本盟立场态度以正视听案”，“议决：由吴晗草拟书面谈话稿，由吴、韩、胡三人署名电请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负责人名义在香港发表”。11月19日午后，李家庄的盟员召开了第二次谈话会，“议决：由本日出席谈话会各盟员组成小组，但应通告中共方面，并向本盟总部呈报”。至此，民盟华北解放区小组得以正式成立。（参见张峰《“五一口号”发布后民盟在华北解放区的活动 ——民盟华北解放区小组史事钩沉》，《群言》2018年第8期）也就是说，在吴晗的积极推动下，筹备中的民盟华北解放区小组主动就开除张申府盟籍与哈尔滨及香港方面反复协调沟通。进而言之，吴晗是促使民盟开除张申府盟籍及沈钧儒、章伯钧发表《时局声明》的积极推动者。

回过头来看，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其实就是一篇有感而发的时评文章。其一，此文和此前发表的《论中国的出路》一文并没有立场上的冲突。指出“中间路线”走不通，并且鼓吹革命，和《呼吁和平》并不矛盾。因为张申府以为，并非只有“第三势力”才呼吁和平，中共也是如此倡议的，而这也是民盟一直以来的主张（沈、章的《时局声明》重申民盟对民主、和平、统一的看法其实是新解读）。虽然忠言逆耳，但中共应该能够听得进他这位老朋友的意见。毕竟，只有国民党才害怕呼吁和平。其二，张申府坚信，中共具有将是非摆在成败利害之前的政治智慧，至少，是先明确大是大非再考虑利害成败的。毕竟，回到政协协议路线上，一直是中共和民盟抵制“伪国大”并反对内战的主张。这不是不合时宜，也不是昧于时局，倒是有几分书生意气。至于建国后张申府的忏悔和解释，姑妄听之吧。

要说不合时宜，梁漱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历史的紧要处，往往总有像梁漱溟、张申府那样宁折不弯的特立独行者，发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