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6日，张澜以民盟中央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在全国见报。第二天，张澜以个人名义在《时代日报》发表声明，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同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同日，《大公报》亦予以全文刊载。国民党打压、迫害民盟，并强迫民盟宣布解散，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其中，《大公报》（本文主要以天津版和上海版为例）和《观察》对民盟被迫解散前后的过程有着的不同反应，其中策略上的微妙差别值得仔细品味一番。

（天津版《大公报》1947年11月6日第2版）

一

1947年上半年，《大公报》对于国民党当局打击民盟的活动，刚开始并没有加强报道。后来事情越闹越大，5月3日开始，就一边转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及其他的消息来源，一边采用各种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

1947年4月2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这是准备打击迫害民盟的先声。接着，5月3日，中央社公布了一个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纲领》和所谓某政治观察家的谈话，对民盟等合法团体进行污蔑，说他们“亦准备甘为中共新的暴乱工具”。（参见《沈钧儒年谱》，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同日，上海版《大公报》刊登了《罗隆基谈话·对民盟地位有所申辩》的报道，反驳了谣言，并击破了国民党迫害民盟的企图：

【联合社南京三日电】民主同盟宣传部长罗隆基三日宣称：报载“某政治观察家”所谓民盟受中共之命，“准备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云云，实为即将有计划的压迫民盟及其他民主团体之信号。此种宣传目的何在，尽人皆知。所谓“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是否眞实，无须置辩。“某观察家”所发表之谈话，错误甚多。例如“某观察家”所谓中共常派代表出席民盟会议，完全为虚造，谓民盟为共产党控制，更属荒谬。此种宣传如反映政府将来对民盟之态度，将使全世界为之骇异。

5月14日，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民盟与中共曾公开否认宪法及国民大会之合法性，该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既有密切关系，虽仍称系一和平之政党，然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如何而定。”5月15日，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第2版均转发了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政府对于民盟之态度谈话的消息。

（5月15日，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第2版均转发了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政府对于民盟之态度谈话的消息。）

1947年10月1日，董显光再次招待记者，宣布民主同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0月2日，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分别在第2版、第3版予以刊发。董显光称：民盟分子阎宝航、周鲸文等在共匪盘据之东北地区现任重要职务。并称：

过去民盟与中共间关系密切，主张一致，此为社会共见之事实，无须赘述。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若干民盟盟员仍不知自爱，公然担任匪区工作，参加叛乱，其海外总支部复尽量宣传，号召人民，以行动反抗政府。凡此事实，益足使人深信民盟殊非独立政党，实为中共之附庸。

（1947年10月1日，董显光宣布民主同盟是“中共之附庸”。10月2日，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分别在第2版、第3版予以刊发。）

针对董显光的诘难，上海版《大公报》在同一版面刊发了罗隆基的谈话给予反驳：其一，董所列人名中，阎宝航等数人均不是民盟盟员。周鲸文虽为民盟中央常委，但至今仍居香港，从未在共区担任任何职务。董所举之事实，竟有如此重大错误，诚令人十分诧异。且民盟两年来在全国各地都有组织，并无共区与非共区之分。其二，董的相关指责是歪曲事实。作为中央政府发言人的董显光在此时期突然对民盟加以歪曲事实之攻击，命意何在，不得而知。至于民盟今天是否为独立自主之团体，以及民盟今天能否保全其独立中生存之机会，此固有待于政府实现民主之诚意，同时世界人士及将来历史亦自有公平之判断也。

上海版《大公报》又一次让罗隆基将事实披露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并将罗隆基雄辩的口才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上海版《大公报》又在次日的第2版发表了黄炎培针对董显光关于民盟行动谈话所作的说明，并称：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另一方面，董显光对民盟的诘难、罗隆基的驳斥谈话以及黄炎培所作说明等3篇报道，把民盟内部的一点小分歧（主要是民盟南方总支部与民盟总部之间）暴露出来了。

1947年10月23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大公报》对此或转发国民党中央社消息，或刊登本报相关报道。

对于1947年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告解散一事，上海版《大公报》以《民盟今日解散·张澜等昨开会决定·通吿各地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为题详细报道。同日的天津版《大公报》第2版的《民盟宣布解散》标明“中央社上海五日电”，报道称民盟首脑张澜、黄炎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叶笃义等五日午举行会议，讨论民盟解散事宜，决定总部于六日起即日解散，并通告各地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董显光谈民盟》也标明“中央社南京五日电”（内容略）。只有第三篇新闻报道《激愤的宣言》是天津版《大公报》独有的，其副标题是“冀平津人民自卫委员会集议，反对各教授对民盟的看法”：

河北平津人民自卫委员会五日在中南海迎春堂开综合组会议，除门头沟煤矿事件继续研究进一步做法外，并对周炳琳等四十七（笔者注：实为48名）教授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文一致表示反对愤激，当决定除发表宣言正告周等外，并电请国府及行政院对周等予以制裁，兹探悉该会宣言中称：我们不敢同意，周先生率了一大队的学者为了民盟声冤，而说是为了“人民安全”，最真实的感觉是“民盟有了安全”，我们“人民安全”便另作解释了。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正告四十七教育权威者，此？请少代表我们争“安全”。我们昨天怕民盟胜过匪党，今天我们人民怕你们又胜过盟了。毒蛇的尾巴比毒蛇的头还可怕呵！我们恨，恨政府“太容忍反对的意见”；我们怨，怨政府太“恢弘气度”了。同时我们更恨，恨政府处置民盟太晚，太轻；更怨，怨政府把民脂民膏供养一群专门骂街，只会风凉，令人民更悲惨，使国家更危险的“自由国民”。用全国国民的自由造成“四十七个自由国民”。我们要革命，逼得哑吧自己说了话呵。

应该说，冀平津人民自卫委员会的这篇“自卫”性质的“激愤的宣言”还有点文采。不仅用了排比句表达愤慨，还比喻说被逼得“哑巴说话”了。但此宣言通篇就是泄愤的语气，居然怨恨政府处置民盟太晚、太轻。《大公报》此举，似乎有让这篇宣言公开亮丑及当众现眼的意味。

（河北平津人民自卫委员会的反对宣言（载天津版《大公报》1947年11月6日第2版）

11月7日，天津版《大公报》第2版刊登张澜6日发表的书面谈话称：

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张澜6日发表的书面谈话（载天津版《大公报》1947年11月7日第2版）

至此，《大公报》对民盟被迫解散的相关报道告一段落。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二

《观察》周刊作为一个政论性的同人刊物，毕竟不可能像《大公报》那样每天及时报道国内外新闻大事，因而在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前，并没有针对性的报道。但当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观察》立即有所动作。

早在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前的1947年11月4日，周炳琳起草，李广田、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陈达、许德珩、雷洁琼、严景耀等47名大学教授参与签名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发表在北平版《新民报》上，抗议国民党政府于10月27日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民盟；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11月8日，作为周刊的《观察》反应及时，马上刊发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载《观察》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用行动支持教授们对政府压迫民盟粗暴做法的抗议。

（《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收录在唐骋华选编《<观察>文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周炳琳等48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首先认为，在政府宣称积极行宪的前夕，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殊为不妥。接着指出：

政府此举旨在消灭民盟，且不论其直接效果如何，实对民主宪政的前途留下极恶劣的影响。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于‘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诟病。……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戡”之。试问人民之权利何在？人民之自由何在？……对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

然后，从法理的角度批评国民政府“违法悖理”。 其一，即使民盟某些分子有政府所列的若干行为，也不应当影响其所属团体的合法地位。因为个人行为不一定是团体意志的表现。其二，倘若团体被解散，其组成分子之个人绝不应因团体而株连。因而监视民盟盟员是不当的，强迫民盟分子依限登记是无理的。其三，人民如有犯法之罪嫌，应依法拘捕、审讯，并让嫌犯有公开申辩的机会。这是法治国家最起码的条件。

最后向政府严正陈言：

（一）对于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应当重作决定；（二）倘民盟竟被解散，其善后各事之处理必须照公平合理之原则，不得稍有蹂躏人权之举；（三）恢宏（弘）气度，责己容人，才是贤明执政的作风，政府于此尚须多加留意。义之所在，不容缄然，愿与全国人士共勉之。

应该说，由身为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周炳琳教授起草这篇声明再合适不过了。此文有理有据、条分缕析，彰显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专业和良知。

同时，这篇声明表达了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也代表了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和态度。这篇声明此前是在11月4日发表，两天后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形势急转直下。此时《观察》本身压力重重，但仍冒着危险，当即刊载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民盟非常需要的“及时雨”。要知道，创刊于1945年10月13日的《民主》周刊，在《观察》创刊后不久的1946年10月30日就被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了。因为《民主》周刊虽然号称是“无党无派”，但实际是受中共支持的，所以只存在了一年时间。民盟的《民主星期刊》也在出版36期后，于1947年1月11日被迫停刊。而1947年11月的此时，不仅民盟被迫解散，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国共第二次合作完全破裂，而且代表“第三方面”的民主力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储安平能够在此刻发出这篇控诉国民党采用法西斯手段强迫民盟宣布解散的丑恶行径的声明，足以表明储安平与《观察》在民盟危难之际伸出援手的真诚。（参见拙文《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及对民盟态度的变化过程》）

不仅如此，《观察》还在同一期刊登了董时进的《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一文。董时进认为，政府取缔民盟是一个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指出：“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最害怕的是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参见谢泳《董时进上书毛泽东》，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这篇文章在批评政府、声援民盟的同时，传达了他主张自由民主政治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董时进的《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应该是在11月6日听闻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写的，因此认为“政府取缔民盟”。显然董时进以为，虽然国民政府形式上是给了民盟一点面子，让民盟主席张澜宣布解散，但实质上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被迫宣布解散，和被取缔也差不多。而周炳琳等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在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前，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后，所以用的是“政府压迫民盟”的说法。其二，董时进写此文时，已经退出了民盟，他是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中国农民党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民盟成员的身份发声。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不久董时进加入民盟，并于1945年10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上增选为任民盟中央执委。他强调保障私有地权，反对侵犯私有产权，主张通过改良政治和保留土地私有制解决农村问题。由于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会议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乃因此退出民盟。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民盟的前盟员，董时进仍然是明确反对政府取缔民盟的。

不管是周炳琳等48名教授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还是董时进的《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都表达了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这既体现《观察》的办刊初衷，即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也是储安平所乐见的，即让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储安平在《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写道：

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与辩护就是每期《观察》的内容。举一例言之，当我们业已知道本刊已发生政治危机时，我们对于北平周炳林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关于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时进先生投来的对于民盟事件的评论，毫不犹豫的照常发稿，在心中绝无任何有关利害得失的考虑。……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

（《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收录于《民国三大报人文集：储安平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出版。）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其实从标题“风浪·熬炼·撑住”中就可以看出，储安平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的超凡定力。而且储安平已经预见到“大的风浪也许还在后面”，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

三

《观察》周刊在创办之初，其言论是仿效《大公报》社评的风格的，在立场上属于“中间偏左”的刊物。但到了后期，储安平及其《观察》越来越倾向于批评国民党当局，乃至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至于后来的《观察》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把国民党说成百非而无一是，已经成为中共的外围文宣单位。”（参见漆高儒《中共地下党现形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转引自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而《观察》越来越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一个表现，就体现在民盟被迫解散之后，《观察》毫不犹豫地连发上述两篇抗议和批评文章上——即周炳琳等48名教授联名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和董时进的《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

《观察》越来越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另一个表现，则体现在对学潮的全力支持上。1947年5月，储安平连续发表有关学潮的评论文章。先是在《观察》第2卷第13期发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接着在第14期分别发表《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不仅如此，还在第15期刊发了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位武汉大学教授的《我们对于学潮的意见》，第17期刊发了钟伯平的《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1947年12月，储安平又在第3卷第16期发表《论全国的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此后，在第5卷第2期刊发赵超构的《论政府大捕学生》和陆志韦的《燕京被搜在场谈话》，第15期刊发刘大杰的《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

别的文章且不说，单单看储安平的言论，就可以感受到在他影响之下的《观察》周刊直面硬刚国民党当局的气势。《大局浮动·学潮如火》起首就是：“大局浮动到了极点。到处不安，到处忧惧。旧局面正在瓦解之中”。储安平用这样富于文学色彩的语句渲染气氛，似乎在敲响国民党统治的丧钟。接下来第二段就是对混乱局面进一步的描述，并写道：“到处骚动，到处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无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来革命。”第三段开始，才是对学潮的分析和论述：

这次各地学潮，原因不一。……我们无意在此就每一学潮一一论评，我们认为从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观察这如火如荼的学潮，其意义远为重要。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汹涌彭拜的学潮，其包含的政治意义究为何如？我们认为在这些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对于现状的普遍的不满。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当局实在怀有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度反感。……无论从国家大事，或者 到个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绪是苦闷，彷徨，失望，愤怒。他们看不到一点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中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来。

实际上，这就是让当局心惊肉跳的所谓“恶性学潮”爆发的客观原因。青年学生们心中的怨气和怒火累积越久，爆发后就越难于遏止。而且，储安平还指出，学潮的背后，是一个更大更不安的社会。为学潮所连带反映的那种社会的不安，才是使得当局为之震颤恐惧、日夜不安的原因。

储安平在第14期发表的《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继续支持和声援学潮，并在文末高呼：“我们坚信，在当前这种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学生将永远发挥其力量，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在这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终会爆出光彩夺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国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长！”此外，文章还顺便引用了《大公报》5月14日第4版对政府不允许交大学生购票乘车、进京请愿的消息，同时又褒奖了王芸生在本期《观察》文摘栏所刊的《我看学潮》一文摘要的内容，认为其观点揭示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一针见血。但是同在第14期发表的《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中，虽然对于《大公报》记者的相关新闻报道还是认可的，却仍对《大公报》的决策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学潮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愿略加论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活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而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

也许《大公报》由此感到委屈和不满。毕竟，自1947年5月以来，《大公报》还是很关注“五四运动”纪念活动及相关学潮的。5月4日这一天，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第2版均发表了王芸生《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一文（但上海版《大公报》在文末注明是转载《观察》周刋，有些令人费解，虽然确实也发在《观察》第2卷第10期上）。这一天，天津版《大公报》第2版还发表了“五四”的社评文章《文艺节感言》；上海版《大公报》则在第2版“星期论文”栏目刊登了胡适的文章《“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而且，接下来的几天，《大公报》均陆续报道有关“五四”的纪念活动及发表相关文章，天津版《大公报》还在5月6日第6版特别刊登“五四纪念特刊”。当然，《大公报》在报道方面，确实有值得斟酌之处。难怪储安平在《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中一一数落：

15、16日两日南京中大金大两次饥饿游行的新闻，不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又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

（《本报同仁之志趣》，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

话说回来，此次储安平之所以不满《大公报》，关键不在于《大公报》变得“右倾”了，而是储安平及《观察》的立场越来越“左倾”了。实际上，生存于国统区的《大公报》一直标榜客观、公正的立场，想在国民党当局言论钳制的现实和为国是民生鼓与呼的愿望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于是在客观报道时尽量显得克制、冷静甚至冷漠，在编辑排版时试图既报道了事实真相又不露声色。诚如储安平上述对《大公报》的编辑态度和编辑技术的指责，《大公报》在对待民盟被迫解散前后的相关报道，也是如此。一方面，有关当局发布对民盟的处置措施及民盟宣布解散等重大新闻，尽可能安排在要闻版中报道；另一方面，有关民盟领导人或者民盟活动的消息，则用明显小号的字样做标题并布局在不起眼的角落。在越来越逼仄的言论空间中，这样的技术处理还是值得理解的。不过，《大公报》也不甘就此任人摆布无所作为。

5月14日，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攻击民盟。同日，上海版《大公报》第4版发了一条“张东荪公文包”被窃的新闻。在董显光攻击民盟的当日，刊登此前民盟秘书长张东荪公文包被窃的消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此案颇为蹊跷，是不是有猫腻？

10月1日，董显光再次招待记者，宣布民主同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2日，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分别在第2版、第3版予以刊发。上海版《大公报》除了在同一版刊发《罗隆基谈话》驳斥董显光的无端指责，还刊登了陈柏心的政论文章《中国的政治改造》，明确指出国民党领导的这个腐败低能的政府，其政治腐败的总根在源远流长的封建遗毒。时局危机实在并不在共产党，而在特权阶级掌权的积重难返的局势变不过来。23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24日，上海版《大公报》第6版则刊登了一则比豆腐块还小的豆腐乳笑话：某人正在责备他的儿子说谎：“我在你这年纪是从不说谎的”他伤心地说。儿子想了一会问道：“爸，那么你多大才开始说谎的呢？”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天津版《大公报》发表社评《建设与破坏》，直指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不能建设，而且是在加紧破坏。并在文末呼吁：“任何政治主张，最终都应该是为了人民。如果不顾这一点，即令在战场上打胜了，国家与人民也被破坏完了，还有什么政治主张可言？无论如何，人民再受不起破坏了！”这实际上和张申府后来在《观察》上发表的《呼吁和平》是一个调子。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的当天，上海版《大公报》发表社评《出版法与新闻自由》，无情地嘲讽道：“就过去一年来说，中央及地方通令全国保障舆论自由的命令差不多与摧抑言论自由的事情并驾齐驱。”

《大公报》就是用这样的策略，一面在报道民盟如何被打击迫害，一面则用写社评、发消息、讲笑话等方式旁敲侧击、冷嘲热讽。

四

如果说《观察》越来越倾向于正面直接硬怼当局，那么《大公报》更像是在敌后打游击放冷枪。这种策略上的差异，源自于《观察》在立场上的左倾。

如果说《观察》创刊时储安平对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还有一丝幻想，毕竟当时的国民党是执政党，是中国政治的重心；那么到了1947年11月，储安平已经几乎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并在批判国民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一点上是与民盟立场一致的。就在民盟被迫解散前的10月25日，储安平发表了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载《观察》第3卷第9期），文章明显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姿态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并激烈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对国民党仍存有希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完全赞同。《大公报》10月27日刊发《蒲立德报告反响·蒋廷黻罗慕洛等投书评论·认建议方案简单明显中肯》，显然也是这样的看法。胡适、蒋廷黻等以及《大公报》的立场，可以用蒋廷黻的一句话作为注脚：“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参见《蒋廷黻回忆录》，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1版）

（天津版《大公报》在11月8日第3版专门刊发了有关学潮的三篇报道）

不过，《大公报》在后来对学潮的报道中，除了试图一如既往地冷静、客观，也许也采纳了储安平之前的一部分批评意见。民盟被迫解散之后，天津版《大公报》在11月8日第3版专门刊发了有关学潮的三篇报道。首先是《胡适谈学潮·各校应早日复课·清华五学生在城内被捕·两生已开释余将送法院》，援引了北大校长胡适的谈话称（大意）：第一，学生值得同情且钦佩，但北平各校亦应早日复课；第二，清华学生被捕一事，我胡某曾与有关当局交涉过，已尽力而为；第三，北大最好能够按照原定时间复课。其次是《周炳琳谈片·民主要人人能自由说话·拥护将被捕学生送法院》，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称：民主就是要人人能自由说话，我有自由说话，别人亦有自由说话。对于清华学生六日被捕者将送法院一事，这是我们所拥护的办法，到了法院，一切便可公开，至少要按着订好的法律来进行。重头戏是第三篇《捕人须依法·学生应复课·北大清华百余教授宣言》，登载了北大清华教授吴之椿、郑昕、冯承植等160余人为学生罢课抗议非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士书，大致内容是：第一，学生本应在学校努力求学，但现在走出教室闹学潮，是为着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同学，我们作教师的既同情又担心他们的安全；第二，我们希望政府能尊重约法，保障人权，将被捕的学生移送法院，讯明事件真相，依法处理；第三，对于造成学生惨死的事件，应该究明责任，处罚祸首，以后更不应该任意捕人，加以非法的迫害，应切实尊重人民的自由，以保护今天仅有的一点法治的基础。

《大公报》能够全文发表此篇宣言，足见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观察》对学潮的关注。只不过，《观察》的政论尤其是储安平的文字，更加热忱和充满激情。窃以为，《大公报》和《观察》一冷一热的关注，使事实真相更容易呈现。不仅对学潮如此，对民盟的报道也是这样。

以1947年11月8日周炳琳等48名教授联名在《观察》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为例。此文早先（11月4日）发表后，遭到了河北平津人民自卫委员会的反对，声称“除发表宣言正告周等外，并电请国府及行政院对周等予以制裁”。11月6日，北平版《国民新报》全文刊发该宣言，同日的天津版《大公报》也登载了相关报道，其中“电请国府及行政院对周等予以制裁”云云让人瞠目结舌。

周炳琳等48名教授中，有民盟、民进、九三等民主党派人士，也有国民党开明人士，更多的则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而且，周炳琳、许德珩等还是“国大代表”。河北平津人民自卫委员会居然要求政府对这些自由思想分子予以制裁，而且，居然在宣言中将“取缔民盟”和“枪毙汉奸”相提并论，还说“怕民盟胜过匪党”，足见其宣言之蛮横无理与荒腔走板。通过《观察》和《大公报》一正一反的报道，高下立判。进而言之，《观察》和《大公报》这一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或者宣言，有四大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原则；第三，以公理为尺度讨论公共议题；第四，一切为了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宪政之途。（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内，《观察》和《大公报》能够起到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

当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各大城市民盟盟员已完全处于特务监视下。国民政府内政部还下令国统区的民盟盟员及与民盟有关社团依照“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于十一月底向当局“登记”自首，脱离民盟，否则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大公报》分别于10月28日、29日、30日连发《内部宣布民盟非法·该盟分子到处图谋不轨·各地治安机关严加取缔》《民盟分子自首·须向治安机关申请·首都负责方面宣布》《民盟禁止活动·董显光答记者问·无越轨行动盟员可登记》等三则报道，让国民党的专制行为昭示天下。周炳琳等联名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则指责国民党“监视民盟盟员是不当的，强迫民盟分子依限登记是无理的”，给其施加压力。这应该说有利于后来黄炎培等在商谈民盟解散事宜时的据理力争，终于让国民党作了让步。

11月6日，《大公报》刊登《民盟宣布解散·公告与政府洽商之经过·通知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一律免除登记可享合法自由》《董显光谈民盟·政府不拟拘捕盟员·亦不强迫进行登记》等消息。董显光于5日记者会上就民盟问题作下列声明称：

因民主同盟种种不法行动，使政府不能再视该盟为合法团体，然政府之政策不拟拘捕该盟盟员，亦不强迫彼等必须赴治安机关登记，倘民盟盟员不再有违法行动，仍可受法律之完全保障，中央政府即将通令各地遵照办理。

不仅如此，相较于《观察》周刊，《大公报》的日报性质使其在充分报道民盟被迫解散方面占得先机。11月7日，除了天津版《大公报》第2版刊登张澜6日发表的书面谈话（即个人声明），上海版《大公报》第2版刊登《民盟解散后各地支部动态》还透露：

华北民盟领袖之一张申府七日告记者称，渠至今尙未接获总部之指令，然将于即日起解散其华北支部。

【合众社香港七日电】在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以及民盟主席张澜宣布自动解散后，民盟华南支部在此间自由中国文摘宣称，不顾民盟总部之解散要求。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作为民盟华北总支部副主委的张申府（主委是张东荪）在尚未收到总部指令的情况下，对媒体称即日（11月7日）将解散民盟华北总支。这为他在不久的将来背上“以个人名义非法声明解散华北民盟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的罪状埋下了隐患（据张峰所查阅到的《民盟在港常委及各处会联席会议记录》所载，1948年10月22日，中常会对张申府屡次违反民盟主张之言行，作出先搜集材料再讨论是否处分的决议。次日，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其次，在民盟主席张澜宣布自动解散后，民盟华南总支部在香港对外宣称，不接受民盟总部之解散要求，并于11月9日发表了声明。这为后来召开“不接受民盟总部解散”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埋下了伏笔。

总之，《大公报》和《观察》对民盟的被迫解散虽然有着的不同反应，策略上有着微妙的差别，但是两者在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迫民盟宣布解散一事上均发挥了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正如《大公报》和《观察》的报刊名称所喻——秉持“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立场，倡导公平、客观与爱国精神，观察世事百态，奔走国是民生。《大公报》和《观察》不愧为那个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报刊《大公报》（1929-1949）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 独家授权，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得泓信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2、《<观察>文选》，唐骋华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3、《民国三大报人文集：储安平集》，储安平著，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4、《中国民主同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5、《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