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19日，并于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对于这两件大事，《新华日报》（重庆版）并没有针对性的报道。但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所载，较之民盟成立之前，这一时期该报对民盟前辈们的活动及言论也有了更为详细的报道。

一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新华日报》（重庆版）虽然没有针对性的报道，但从5月3日至12月31日共有15条与民盟前辈相关的报道。其中，涉及黄炎培的就有13条。也就是说，除了11月14日第2版《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即冯玉祥）载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高崇民及阎宝航的祝词，11月16日第3版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上刊登沈钧儒贺诗一首以外，其余均是单独对黄炎培的报道。这其中必有缘由。

而涉及黄炎培的13条报道中，除10月22日第1版《简讯》的报道外，其余均与黄炎培开展的劝募活动有关。这说明：其一，此时的中共应该已经知道黄炎培担任了民盟主席；其二，黄炎培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赴南洋募债及主持滇、川两省的战债劝募事宜。马不停蹄地忙于战债劝募事务，是黄炎培在短暂担任民盟主席之后辞职的一个次要因素。

进入1942年之后，《新华日报》（重庆版）与民盟前辈相关的报道骤然增多了。以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所载的内容为例，1941年的篇幅仅为8页，而1942年的篇幅达72页。姑且将这一年的相关报道粗略划分为民盟前辈撰写的文章（包括祝词、贺诗等）、报社专访文章及一些活动的报道和简讯三大类。

第一类是民盟前辈撰写的文章（包括祝词、贺诗等），一般均涉及重大事件、活动，又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结成反侵略、反法西斯阵线。1月3日第2版刊登邓初民的《中国抗战在反侵略阵线中的地位》认为，无论英德战争、苏德战争还是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是侵略与反侵略、民主阵线与法西斯阵线的战争，而且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民主阵线全部的胜利。而中国抗战在国际中地位的重要，就更加加重了中国抗战的责任，就更加加重了中国反法西斯反侵略的责任。同日同版则相应刊载张申府的《认识法西斯的本性》。二是宣扬团结、民主、抗战。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该报1月11日第3版同时刊发了张申府的《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沈钧儒的《新华与民主》，邓初民的《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章伯钧的《祝为民主奋斗》，均是寄望于《新华日报》为团结抗战、为政治民主化而努力奋斗。此外，适值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也是报社社长潘梓年五十寿辰，沈钧儒、邓初民等均有贺诗。三是与“五四”有关的纪念及启蒙教育。5月4日第3版刊发邓初民的《提高青年理论与政治水准》，5月7日第4版刊登张申府的《科学与民主——为纪念五四写的》，以及8月27日第4版刊登张申府的《唯物论的重要》，9月27日第3版张申府的《友声与民主》，10月7日第3版邓初民的《论求学做人》。甚至，5月21日第4版张申府的《祝罗素七十》，也是借题发挥，借纪念这位伟大的新启蒙运动者之机而传播科学理性、正义自由以及反对法西斯。四是纪念苏德战争一周年、中日战争五周年。6月22日第4版同时刊发了张君劢的《德苏战争周年纪念之文》，章伯钧的《纪念苏联爱国战争一周年》，沈钧儒的《苏联所进行的“全民”“全面”战争一周年》，左舜生的《最悲壮的一年》。6月23日第4版刊登邓初民的《苏联抗战一周年与中国抗战五周年》，6月26日第3版刊登张申府的《苏德血战的一年》。另外，7月7日第6版刊有沈钧儒的诗作《“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同日第5版有刘王立明的文章《铲除最后胜利的障碍》。五是纪念苏联十月革命。11月7日第5版发表沈钧儒的《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第6版刊发邓初民的《苏联外交政策之本质——为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而作》，章伯钧的《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张申府的《苏联科学的一般特征》。此外，其他的纪念文章还有邓初民的《一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革命节日》（10月23日第4版）及沈钧儒的贺诗《洪深先生五十寿》（12月31日第3版）等。

第二类是报社对民盟前辈的专访，则主要是与教育有关的访谈文章。1月5日第3版的《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前夕 访陪都各方青年前辈》，其中载有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对青年运动的寄语，是对青年的循循善诱：一是联系起当年的五四运动与当前的民主运动，二是认为一切民主国家的青年都应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斗争当中。8月14日第3版的《黄炎培畅谈教育修养 应有克己为公的修养 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是记者陆诒对著名的教育家、职业教育的倡导者黄炎培的专访文章。8月27日第3版发表对邓初民的专访文章《我怎样受教和怎样做人（一）》，和同日刊载张申府的《唯物论的重要》，以及10月7日第3版邓初民的《论求学做人》，都属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的范畴。

第三类是报社对民盟前辈相关活动的报道及简讯，共有10条。其中，涉及黄炎培的6条，李璜2条，左舜生2条，邓初民1条。从活动上看，主要与战债劝募事宜有关。如1月28日第1版《简讯》披露，李璜将赴川北各县劝募战债；2月26日第3版《李璜等为川省募学校基金》称，李璜等在川省募集学校公债基金进展顺利。2月14日第3版《陪都金融专家讨论美贷款用途》，同日同版的《黄炎培拟就本年劝募计划》，4月29日第3版《黄炎培谈劝募战债经过 募债总额超过定额二万万》，则报道战时劝募公债委员会主任黄炎培为劝募公债奔波及取得的成效。其次，就是对演讲、座谈等活动的报道。如1月19日第1版的《学术演讲 邓初民讲清末政史》，4月3日第3版的《师范教育运动周 陪都举行座谈会 黄炎培主张训练小学毕业生 左舜生主提高师范教育质量》，7月28日第3版的《黄炎培氏一俟天气稍凉将作系统演讲》等。另外，8月17日第3版还报道了黄炎培再婚的消息。

1942年8月17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3版报道黄炎培再婚的消息

二

根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进入1943年以后，《新华日报》（重庆版）只有13条涉及民盟前辈的报道。1943年较之1942年的情况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报道的数量和篇幅大幅减少；二是种类只有一种，就是只刊发民盟前辈撰写的文章（包括祝词、贺诗等），没有了对民盟前辈的专访以及相关活动的报道、简讯。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

而且，《新华日报》（重庆版）这一年所刊登的13篇文章（包括祝词、贺诗等），全部是救国会成员的。其中，涉及刘清扬的5篇，张申府4篇，沈钧儒3篇，邓初民2篇。有关刘清扬的文章及祝词最多。沈钧儒虽有3篇，但均是篇幅较短的贺词、贺信和贺诗。这13篇相关文章，主要涉及几个重要事件和活动。

第一，是祝贺《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如1月11日第5版刘清扬的《祝贺新华日报五周年》，以及同日同版上邓初民的《祝贺新华日报五周年》，张申府的《祝新华更进一步地长大》，1月15日第4版刊登沈钧儒、张申府等各界名士的贺词。其中，刘清扬、邓初民、张申府均在祝贺文章中称赞《新华日报》五年来为团结、民主、抗战所做出的贡献。刘清扬希望《新华日报》能加强民众的教育，尤其是民主的知识教育，成为民众的导师和指南。邓初民一方面褒奖其优点：一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之一贯主张；二是反映各党派各阶层之对抗战建国的最忠实的意见；三是提出敌后抗战、逐步实现三民主义的各种具体办法；四是把握时代脉搏，预见了民主、团结、统一的战后新中国。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问题：如长篇大论太多，宣传重点有偏向，社论及其他论文不够通俗易懂等，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一是发扬优点、改正缺点；二是不必每日必发社论；三是副刊应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讽刺性。张申府则首先感谢《新华日报》一直以来给了他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机会，尤其是过去一年来对于科学运动的推介；其次是在去年祝贺四周年纪念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希望：希望新华更进一步地积极，更进一步地创造，更进一步地开展；接下来提出了一些具体改进的建议；最后希望《新华日报》继续发扬优点、改正缺点。

第二，是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11月7日第6版刊登了邵力子、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茅盾等共同撰文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的《中国文化界给苏联领袖和人民的信》，指出苏联是在扫荡德国法西斯纳粹军队的胜利中迎接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全世界都为之欢欣鼓舞；同时，远自十月革命成功以来、近自中国抗战至今，苏联都给予中国人民精神上物质上的莫大帮助。因此，中国文化界的代表愿以无上的热诚表示祝贺。同日第5版还刊登了刘清扬的《祝贺苏联光荣的革命纪念廿六周年》以及张申府的《苏联十月革命廿六周年纪念祝词》。这一对革命伴侣热情洋溢地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是其他的贺词及纪念文章。首先是祝贺董必武六十大寿的贺词，有刊发于1944年1月5日第4版的邓初民的《寿董必武先生六旬大庆》（作于1943年12月25日），以及同日同版上的沈钧儒的贺诗（作于1943年12月30日）。其次是刘清扬的两篇文章，分别是5月3日第2版的《悼念曾经患难与共的诸烈士》和7月7日的《抗战中的好人——乡下的：妇女、老人、乡长》。其中《悼念曾经患难与共的诸烈士》是悼念北伐时期为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十二位英雄，他们大多是在中共北方区组织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任职的国共两党的党员。文中提到，1926年春，张作霖初一入关，便下令通缉李大钊和刘清扬二人，并命于就捕后的五分钟内立刻就地正法以免逃逸。刘清扬因中央调遣并经其他同志设计援救而幸免于难。事情的来龙去脉是，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在1926年3月26日印发的通缉国共两党48人名单中，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长的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清扬和李大钊以及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只得转移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变本加厉地镇压国共两党革命人士，北京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1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工作，脱离了危险，并先后担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而李大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80余人在北京被逮捕，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由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间段正好和李大钊被捕、遇难的日子重合，加上一些宣传文章有意或无意地语焉不详，致使一些读者误以为李大钊是因蒋介石的“清党”运动而遇难的。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刘清扬退出了国民党。由于正怀身孕，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刘清扬也脱离了共产党。但刘清扬并没有忘却这些当年牺牲的革命同志，因而在十六周年之际写下了这篇感人的《悼念曾经患难与共的诸烈士》。这些烈士既有中共的也有国民党的，还有双重身份的。刘清扬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处于低潮之际，发表此文悼念国共两党的优秀同志，确有深意。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4版的副刊刊发了唐徴的《民主颂》

此外，1943年7月3日至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不少围绕“美国独立纪念”的新闻及政论文章。其中，7月4日第4版的副刊刊发了唐徴的《民主颂》（这篇文章前几年在网络上被疯传为毛泽东写的社论）。这篇在美国国庆日歌颂美国民主自由价值的文章，不久就在整风运动中遭到了批判。1943年10月，中共南方局整风完毕后，中宣部于11月22日致电董必武，批评《新华日报》等刊“违背了党的方针”。接到指示的董必武随即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夏衍及其他一批文化人士被批评，同时《新华日报》被指责刊登不少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而首先被点名的就是《民主颂》。该文作者唐徵既是民盟成员，又是中共党员，1941年任《华西晚报》主笔（该报的董事长是张澜，后来成为民盟四川省支部的机关报）。当《民主颂》成为整风运动的靶子之际，唐徵已因秉笔直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出狱后又于1948年8月因策动起义未遂被捕，后与其他革命烈士一起牺牲于渣滓洞监狱。

三

进入1944年，随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深入，《新华日报》对民盟前辈相关活动的报道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这次运动的，即涉及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等问题。根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1944年的《新华日报》（重庆版）共有35条涉及民盟领导人的报道。粗略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是有关宪政问题座谈会、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活动。1944年1月4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昨天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 主张实施民主的宪政》称，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等十六人发起召集的宪政问题座谈会昨天下午举行，参加者还有邓初民、董必武、史良、刘王立明、刘清扬、张云川、周谷城、张申府、何公敢、沈志远等六十多人。会议由左舜生任主席，致开会词。继起发言者达十二人。左舜生致开会词时强调，今天应该推究过去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关键是要探讨“如何造成实行民主政治的环境和空气”。并归纳了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以来所注意的两件工作：一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二是民意机关之筹设和改进。张君劢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指出，谈宪政就必须承认：有宪法而无人权，不能算是宪政。先有人权的保障，然后有宪法。英法的民主政治发展史可证明。黄炎培从办教育的角度说，那种认为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因而不宜过早推进民主宪政的观点，很不赞同。那简直是污蔑了我们自己的同胞。沈钧儒从宣传的角度建议，今天大家有督促政府实行宪政的责任，也有向民间作普遍宣传的任务，使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了解宪法和自己的关系。希望下次的座谈会能够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一年来，《新华日报》（重庆版）有关这类活动的报道共有14次，这其中还不包括黄炎培等主办的宪政月刊社举行的多次宪政座谈会。

1944年1月4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昨天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 主张实施民主的宪政》

第二，有关民主宪政方面的个人专访、谈话和演讲。首先是张澜的个人谈话、建议和专访，共有5次。2月29日第2版的《从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着手 才能使民主宪政成功——参政员张澜在成都发表谈话》，表述了张澜对民主宪政的意见。据5月14日第3版的报道，张澜在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第二次座谈会上，提出建议：请求政府在宪政未实施前，先实行约法上所规定的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各种基本自由权利。据9月5日第2版及9月6日第2版的《张参政员精辟言论》所载，张澜在动身到重庆出席参政会之前，两次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并发表谈话；10月4日第3版的《张澜先生谈话：只要实行真正民主 国共问题就可解决》再载，张澜在出席完参政会返回成都后，又接受采访，一再强调“中国今天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其次是黄炎培的个人建议和演讲，共有3次。重点是黄炎培在复旦大礼堂的一次演讲，先是6月2日第2版以《民主战士黄炎培先生在复旦讲民主运动》为题，报道了黄炎培朴实生动、风趣幽默的演讲内容，接着在6月3日第2版发表题为《为民主拼命》的短论，高度评价说：“黄炎培先生在复旦大学关于宪政与民主的一篇演说，读来使人击节兴奋。这次是黄先生最热烈坦白的一次言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足见民主的要求已达到高潮，激荡着人心。”再次是李璜的个人专访和演讲，共有2次。据5月14日第3版的《李璜先生由蓉来渝畅谈成都民主宪政运动情形》报道，李璜向记者介绍了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立的情况，举办了三次座谈会，讨论过六个主要问题。7月16日第2版的《在燕大民主宪政演讲会上 李璜畅论三大自由》载，燕京大学五个学术团体联合开了一个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等问题的演讲会，请李璜主讲。他解释了民主政治中必要的三大自由（即人身、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并论述了民主政治的实质。此外，6月26日第2版是对张申府的专访文章《张申府先生谈：言论学术自由的问题》，他强调，今日要紧的，不仅仅在讲自由，而更在于实践自由；7月24日第2版《罗隆基先生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真正民主》，系罗隆基在云南大学的演讲报道；10月6日第2版刊载《国内一定要团结 政治一定要民主 只要诚只要公 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参政员刘王立明在成都谈话》，是刘王立明结束参政会自渝返蓉后的答记者问。

第三，与民盟有关刊物的创刊、出版。2月7日第2版的《宪政月刊今天举行座谈》载，宪政月刊社假座交通银行二楼，举行第二次宪政座谈会，座谈会由该刊主编黄炎培任主席。又该刊第二期已于本月一日出版，内容有黄炎培、左舜生、张志让、萨孟武、周谷城等的宪政论文。另据5月14日第3版的《民宪半月刊即出版》报道，张君劢、李璜、梁漱溟、左舜生等发起的民宪半月刊，由左舜生任发行及编辑，创刊号已付印，日内即可出版，该刊倡导民生，研究宪政，并旁及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本期创刊号有左舜生氏的代发刊词《努力与思索》一文，及张君劢氏的《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地位》等文。但9月12日第2版《云南图书审查处处长违法阻挠刊物出版》披露，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吴晗等筹办《民主周刊》，得到市政府“准予登记，并已依法呈转”的批示后，将第一期稿件送请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却遭到该处处长陈宝泰的刁难和阻挠，使刊物不能问世。

第四，有关民主宪政方面的文章。2月1日第2、3版连续转载了成都《新中国报》刊登的张君劢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文章详述了人民三项基本权利（即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之保障问题，并在最后下结论：“要之，以上人身、结社集会、言论自由三项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重且大者。惟有在此方面着手，而后宪政乃有基础。犹之造屋之应先有石脚，治水之应穷其源头也。”9月12日第2版刊登了张申府的《我们为什么要民主和自由》，先是论述了中国需要民主自由的理由，接着分别谈九大自由。最后留了一个悬念，说有关民主的知识论（民主哲学）等问题，留待另文详解。11月22日第2、3版连载了邓初民的长文《论民主政治的研究法》，在一般方法论上，对民主政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具体的考察，并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一方面是新型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是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民族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主政治。它的一般理论根据有六大特征，它的具体形态有两大特征。最后提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特征要求之最低限度的任务，在于使民主的实行能与抗战之具体要求密切配合，实施全部抗战建国纲领。

四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并于1943年9月发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到了1944年9月则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对于这三件大事，虽然《新华日报》（重庆版）没有针对性的专门报道，甚至从未在报刊中出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或“中国民主同盟”的字眼，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共不重视民盟及其领导人，以及所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我们稍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中共方面一直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给予大量支持和帮助，并于民盟成立的消息见报后及时发文表示声援。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第1版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1941年10月10日起，《光明报》连续六天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民主政团同盟的消息见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月27日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宣言纲领 主张抗战团结实行民主》，全文刊发民盟的宣言及纲领；并于10月28日发表了以《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的社论，称赞民主政团同盟宣布的政治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的一次新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中共单独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立写社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可见中共对民盟的重视。当然，中共不选择在国统区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而是让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声援的社论，也许是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

比如，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由张君劢、左舜生等民盟领导人在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部分国民参政员约50人出席，公开宣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经查，16日、17日的《新华日报》（重庆版）并没有相关报道，倒是16日的版面充斥着有关郭沫若的消息：第1版是周恩来为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而写的社论（第2版有未完待续的内容），第3、4版是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特刊（周恩来题词）；17日虽只有两版，似乎仍是前一日特刊的延续，这也许是国统区统战的需要。直到18日，仅有的两版才有了《参政会昨开幕》《蒋主席致词》《国府林主席训词》等相关报道，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则因力劝而最终出席。在《参政员名单》中，主席团主席为蒋中正、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青年党、国社党的影响可见一斑。此后至27日，则连续报道国民参政会的情况，当然也涉及民盟参政员的言行。而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民盟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统区的政治舞台上。

第二，救国会以团体会员的方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在中共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开展抗日救亡的民主运动。同时，救国会领导人也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的拥护。

如前所述，进入1942年之后，《新华日报》（重庆版）与民盟前辈相关的报道骤然增多了。以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所载的内容为例，1941年的篇幅仅为8页，而1942年的篇幅达72页。可将这一年的相关报道粗略划分为民盟前辈撰写的文章（包括祝词、贺诗等）、报社专访文章及一些活动的报道和简讯三大类。除了一如既往地对黄炎培的言行多加关注以外（甚至关注其再婚盛事），这一年明显地增加了对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篇幅，无论是沈钧儒、张申府、邓初民等对《新华日报》的贺词，还是张申府、邓初民等发表的多篇与中共立场基本一致的纪念文章和专访文章，或是沈钧儒等对青年运动的寄语，都表明了救国会对中共积极响应的立场。

而且，进入1943年之后，《新华日报》（重庆版）这一年所刊登的文章（包括祝词、贺诗等），全部是救国会领导人的。这13篇文章，既有沈钧儒、邓初民、张申府、刘清扬等祝贺《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贺词及文章，也有沈钧儒、张申府、刘清扬等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的贺信及文章，还有沈钧儒、邓初民祝贺董必武六十大寿的贺词、贺诗，以及刘清扬悼念革命烈士的纪念文章。《新华日报》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了救国会的积极响应。

第三，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所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得到了中共的积极支持与参与。

194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开始之前,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与到民主政团同盟发起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指出国民党重提宪政,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抗日,稳固其统治。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明确支持民盟开展民主宪政的斗争。

1943年9月13日，《新华日报》第2版刊登《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 战后实施宪政》的报道

据《新华日报》1943年9月13日第2版报道，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战后实施宪政”。国民党对于实施宪政的允诺，为国统区抗日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条件。《新华日报》此后几日也连续介绍美、英、苏的民主状况。9月18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民盟主席张澜在纪念“九一八”12周年之际，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论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等问题。这篇长文是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第一声春雷。《新华日报》虽没有相关报道，但此前的9月1日第2版在庆祝记者节之际，就争取言论自由发表了社论《祝记者节》，并刊发特辑《争言论自由的浪潮》。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参阅《中国民主同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就可以看到，该书17页“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内容，重点放在叙述民盟如何在1943年9月发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接着在1944年持续推动宪政运动并掀起高潮。也就是说，真正深入开展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是进入1944年之后了。相应地，1944年，《新华日报》对相关活动的报道内容就主要是围绕着这次运动的，包括宪政问题座谈会、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活动；有关民主宪政方面的个人专访、谈话和演讲；与民盟有关刊物的创刊、出版；有关民主宪政方面的文章等等。

第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之时，也是响应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之际，更加积极地推进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25日，《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实行民主挽救危局 只有召开国事会议 成立联合政府》，报道9月24日张澜主持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500余人的集会，拥护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针对林伯渠在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参见《新华日报》17日第2版），决定拥护中共的主张。9月24日，张澜在重庆主持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500余人的集会，拥护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参见《新华日报》25日第2版）。同时，《新华日报》虽没有对民盟改组的报道，但对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的民盟领导人给予了关注。

比如，9月4日第2版《参政员昨日茶会》载，褚辅成、黄炎培两参政员力主对于国家重要问题，要拿出勇气来，有话就要讲，不要讲空话；同日第4版刊发文章《从<民宪>半月刊中看——要求民主的风采》；9月5日第2版的专访文章《中国是要民主的——请听听参政员们的呼声》分别发表了张澜、李璜、左舜生、张君劢、黄炎培等的谈话；9月6日第2版刊发《张参政员精辟言论》；10月4日第3版的《张澜先生谈话：只要实行真正民主 国共问题就可解决》再载，张澜在出席完参政会返回成都后，又接受采访，一再强调“中国今天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这些报道，既体现了中共对民盟发起的宪政运动的支持，也意味着中共对民盟的改组、张澜再次推选为主席的了解和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