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0日，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出现在《新华日报》（重庆版）上。自此，通过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也是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这一张报纸，作为民主政团与民主人士之政治团体的民盟正式亮相。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一

1945年既是国共和谈取得重大成果的一年，也是民盟实际上以第三大党派的身份奔走国是的第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大事，一是抗战胜利，二是重庆谈判。和民盟有关的大事，一是民盟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二是黄炎培等参政员访问延安及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三是推动《停战协定》的签订和筹备政协会议。

打开1945年1月1日的《新华日报》共有八版内容，第2版映入眼帘的是头条《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毛泽东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词），指出全国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改变现政权，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当前的总任务；往下是蒋介石在元旦之际对全国军民发表的广播演讲（即《新年文告》），却意图以“召开国民大会”取代建立联合政府；与之并列的，则是《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等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呼吁政府应与各党派各界切实合作，并提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建议。国共两党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各自的政治主张跃然纸上。

1945年1月1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1版

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所载，较之1944年，1945年该报对民盟前辈们的活动及言论不仅有了更为详细的报道，而且更重视对代表第三势力的民盟的政治主张的宣传。这一年共有107条与民盟相关的报道,可分为六大类：一是以民盟的名义开展的活动；二是以民盟的名义发表的时局宣言、重要谈话；三是召开民盟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四是民盟领导人发表的时局宣言、文章；五是民盟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谈话；六是民盟领导人参加的相关活动。当然，其中有些内容是互相关联的。

第一类是以民盟的名义开展的活动。1945年1月10日第2版报道，1月7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办茶话会，欢迎桂、柳来渝的文化工作者，到郭沫若、张志让、宋云彬、邵荃麟、茅盾、金仲华、刘清扬、邓初民等70余人。沈钧儒致欢迎词，左舜生、章伯钧先后报告民盟的性质和最近的努力方针，说明实现民主为目前挽救危局的迫切要求。张申府致结束词，表示中国民主同盟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奋斗。这是民盟改组后首次在国统区媒体上闪亮登场。这一类报道共有9条，既有民盟举行茶话会欢送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4月12日第2版），也有民盟重庆支部举行大会欢迎民盟主席张澜及由延安归来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7月8日第2版），还有民盟文化委员会茶会招待文化界，张申府、张澜在会上报告目前民盟对时局的态度，就是反对内战、实现民主（8月17日第2版）等等。民盟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闭幕后，民盟总部又召开记者招待会，由罗隆基报告民盟的成立和历史，以及此次临时代表大会的经过和成就；张澜发表讲话再次呼吁停止内战（10月27日第2版）。

1945年1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

第二类是以民盟的名义发表的时局宣言、重要谈话。1月15日，民盟针对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完全否定中共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一事，向报界发表时局宣言。该时局宣言重申民盟去年双十节公布的《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并将要点归纳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等十项主张。这一声明影响很大，《新华日报》1月26日第2版全文予以刊登。国民党当局当即下令禁止出售这天的《新华日报》，并派军警搜查、没收及撕毁。新华日报员工则上街散发报纸，重庆街头出现了争相购买《新华日报》的一幕。2月12日，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并在延安电台广播民盟这一宣言（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中国民主同盟史》，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7月28日，民盟发表对时局宣言，强调“十大主张”当中的四点，包括保障人民各种自由，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彻底取消特务，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之权等，为人民最起码的权利，政府应立刻照办。同时进行政治协商，召开上述会议，尽快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新华日报》8月2日第2版）。8月18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提出了反对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等10项主张（8月30日第2版）。11月2日，民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提出尽快召开政协会议，解决军队编遣及地方政治调整等问题；并在会议开幕前国共双方军队应停止冲突等主张。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一切党派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党派利益摆在第二。我们民主同盟必谨守此最高原则（11月3日第2版）。

第三类是召开民盟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共有8条报道。10月1日下午14点，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张澜致开幕词（10月2日第2版）；10月12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张澜致闭幕词，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并在最后强调：“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盟员之间，以及同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10月13日第2版）；10月19日，民盟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国事提出十项主张，涉及政治协商会议，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与废止特务制度，以及军队、经济、外交、内政、教育等十个方面（10月19日第2版）。

第四类是民盟领导人发表的时局宣言、文章。《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除了在第1版刊登黄炎培等六十余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对转捩当前时局献言》，号召各党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进行国内和平建设，还在第6版刊登了章伯钧的《1945年献辞——希望与办法》，陶行知的《迎接民主年》，沈钧儒的《新年希望》，左舜生的《树立反攻的体系》。1月4日第2版刊登张申府的长文《一个呼吁》，开篇是对《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各版内容的体会：“深感各方所见，自上而下，由朝而野，特如蒋先生的播讲，毛先生的演说，左舜生、章伯钧两先生的文章，黄任之先生的献言等等。大体上颇有相同的地方，并非根本合不拢来。”进而呼吁各方面都在抗战民主的大旗之下合拢起来。这一看法，一直延续到后来他的另一篇争议文章《呼吁和平》当中。这一类报道共有18条，其中发表文章较多的有张申府4篇，柳亚子4篇，邓初民3篇等。

第五类是民盟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谈话及信函，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报道最多。2月17日，民盟负责人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关于雅尔塔会议和当前国内政治问题发表谈话（2月17日第2版）；7月4日，张澜抵渝并发表谈话称：此次来渝有两项任务，一是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二是商讨同盟盟务。（7月6日第2版）；8月7日，沈钧儒有感于最近内战危机，特发表谈话，呼吁国人加强团结，反对内战，要求政府从速召开政治会议（8月7日第2版）；8月11日，张澜对抗战胜利结束发表谈话（8月12日第2版）；10月22日，张澜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发表谈话（10月23日第2版）；10月22日，张澜致函国共代表，请延揽左舜生、李璜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0月23日第2版）；12月1日，民盟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张澜主持，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等出席，对记者发表谈话（12月2日第2版）；12月22日，民盟四位领袖罗隆基、张申府、张东荪、梁漱溟发表谈话（12月23日第2版）等等。

第六类是民盟领导人参加的相关活动。这类报道数量最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呼吁民主团结、停止内战，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1945年的头等大事；二是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应邀赴延安，为民主团结就商于共产党；三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与中共多次协商并居间斡旋；四是抵制11月召开国民大会，并力促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五是鉴于国共双方军队冲突日趋激烈，提议组织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商谈解决。除此之外，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毛泽东在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召开期间，多次与青年党领导人会晤，为民盟的团结做青年党的思想工作（分别见9月16日、10月5日、10月10日的报道）；二是柳亚子加入民盟之后（10月4日第2版），在《新华日报》上频频发表文章。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到桂园拜访并赋《七律·赠润之老友》，赞其重庆之行乃“弥天大勇”，并在《新华日报》上刊发。毛泽东则将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手书相赠。

另外有两个有意思的历史细节，一是有关梁漱溟的报道；二是有关刘海粟的报道。此前一直在广西、很少出现在报端的梁漱溟，从梧州赴广州，并于10月31日抵达重庆参加民盟中常会，于是《新华日报》两天报道了梁漱溟3次，至年底涉及梁漱溟的报道还有7次。另外，8月23日《新华日报》第4版刊登的“文化汉奸名录（二）”上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第六位则是后来入盟的刘海粟。但文末注明“待续。欢迎读者供给材料”，并在“致读者”中说明：“今天凌某某先生的来函，很好的补充了我们廿一日所发表的汉奸名录……”这说明这一补充的汉奸名录并非官方正式认可的，而只是读者的观点，但该报还是“来函照登”了。

二

到了1946年，国内发生了四件和民盟密切相关的大事，一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发生较场口惨案，三是调解东北内战，四是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血案，五是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1946年1月1日的《新华日报》同样有八版内容，其中第2版的内容主要是推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召开政协会议，同样也与国共两党及民盟有关。首先是右上角的社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一九四六年新年献词》，左上角是转发《解放日报》的《元旦献词》，提出本年全国人民奋斗的总目标（即迅速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清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解放区几项具体任务；往下是《中国代表团公布无条件停止内战提议 政府代表昨晚提出复文 蒋主席决定十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往下是周恩来等答复民盟主席张澜的信函，表示完全同意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接下来才是不太显眼的《蒋主席元旦广播词》。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共和民盟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联手应对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

根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这一年《新华日报》（重庆版）与民盟有关的报道竟达357条，篇幅达103页。1946年较之历年来的情况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其一，报道的数量和篇幅为历年来最多；其二，民盟的影响力也是历年来最大的，相应地推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达到了高潮。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共和《新华日报》的支持。下面主要就所涉及的几个重要事件和活动展开论述。

第一，继续筹备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首先，是会议召开之前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建议以及各种活动。1945年12月30日，张澜致函国民党和共产党政协代表，要求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945年12月31日第2版）。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复函表示完全同意（1946年1月1日第2版）；同日第5版刊登何公敢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心问题》。1946年1月2日，《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时局重要讲话》，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停止军事冲突且各驻原地，并组成由国共代表及政治协商会议推荐的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军事考察团；同时对蒋介石刚于元旦发表的广播演说提出四点不同意见；同日第2版还刊登刘王立明的《贡献一个新的建国纲领》。接着，从1月4日到10日，《新华日报》连续多日报道民盟及青年党就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举办或参加的各种宴会、招待会和茶话会活动，共有15条之多。

其次，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月10日上午10点，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沈钧儒代读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致词。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也在大会上致词（1月11日各版）。政协会议于1月31日召开第10次会议，并于晚8点举行闭幕式。从开幕式到闭幕式共有10次会议，《新华日报》报道了11次。会议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在沧白纪念堂举行的会议先后两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扰乱和破坏，并于1月19日第三次遭到特务严重扰乱，酿成了“沧白堂事件”。但是第二天（1月20日），陪都各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继续在沧白堂举行（1月17日至21日相关报道）。1月26日，国民党特务、军警非法闯入民盟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黄炎培、张申府私宅搜查。为此，民盟提出抗议并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也予以支持，直至国民党政府公开道歉后，才同意继续参加会议（1月27日第2版）。1月28日，民盟致函政府代表，同意出席会议，并提出五点意见（1月28日第2版）。此外，这期间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而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报道，共有26条；还刊发了民盟的《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吴晗的《说谎政治》和周鲸文的《论自由与民主》等。

第二，发生较场口惨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各社会团体纷纷邀请民盟方面的政协代表做演讲。2月9日上午10点，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迁川大厦召开第三次扩大筹备会，讨论大会布置事宜，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2月10日第2版）。10日上午9点半，重庆20多个团体和各界广大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3000人，李公朴、章乃器与李德全、郭沫若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会上宣读《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共同为政协五项协议彻底实现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努力奋斗。国民党特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及郭沫若、施复亮等60余人被殴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2月10日第2版）。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央社的新闻稿把特务行凶造成的血案说成是民众“互相殴打”，竭力为刘野樵一伙开脱罪责，并反诬李公朴的行为引起了互殴，以致双方受伤。

为充分揭露中央社的歪曲报道，《新华日报》在与其进行公开辩驳的同时，还刊发庆祝大会筹备会关于惨案的详细报告和一些现场目击者、内幕知情人的来稿来信，帮助读者辨明事实真相。从2月12日至23日，连续刊登各界人士慰问受伤民主人士，谴责暴行、要求政府立即惩凶等相关报道。2月15日，刊载黄炎培等上海各界人士发给较场口惨案受伤人士慰问电文。2月23日，刊载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为特务捣毁民主报社及新华日报社致函蒋介石的电文称，近段先是“沧白堂事件”，继而是搜查黄炎培私宅事件，接着又发生“较场口惨案”。政府尚未惩办祸首，岂料2月22日特务暴徒又先将《新华日报》社营业部销毁，复将民盟主办之民主报营业部捣毁。这些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民主、反对政协成果的不幸事件愈演愈烈，是在破坏蒋介石你的威信。因此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保证不再重犯，以保障人权。此后，《新华日报》又连续报道了被暴徒殴伤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7人控告吴人初、刘野樵等人伤害罪一案的审理过程。《新华日报》与中央社的“短兵相接”，让公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政协决议、阻挠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企图。

第三，捍卫政协决议，调解东北内战。根据《新华日报》的报道，2月4日，吴晗在昆明做了《如何解决东北问题》的演讲。2月23日，梁漱溟对东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月24日，《新华日报》第2版刊载《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东北问题发表谈话》，希望政府公布外交真相，遵循政治解决途径，协商具体解决办法，并由公正人士组调查团前往调查。同日下午2点，民盟在国府路300号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张澜主席致词，章伯钧逐一回答记者提问。3月20日，张东荪发表《各党派长期合作的协定之提议》。3月21日，张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公开违反政协决议中的各项民主原则，企图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为请客形式。特严正声明民盟盟员决不贸然参加政府。3月23日，民盟就目前时局举行记者招待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称，东北军事冲突必须停止；东北执行组应立即出发调停冲突；国府改组前，先将东北问题求得合理解决。

4月10日，民盟在特园宴请国共两党政协代表以及三人小组陈诚等交换意见。民盟建议国共双方立即下令停战数日进行商谈，中共要求彻底实行3月27日三人小组的三项协定，主张先停战。国民党代表仍坚持先行“接收”，然后才能停战。4月23日，民盟代表章伯钧、罗隆基与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商谈，提出解决目前时局危机的意见，并希望政府考虑以后，于30日前提出解决办法。4月25日，马歇尔会见民盟罗隆基、章伯钧，就东北问题交换意见。同日，民盟、青年党、无党派政协代表为谋求东北问题的迅速解决，在特园再度集会，拟就解决东北问题的折衷方案后，由莫德惠、陈启天前往会晤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拜访周恩来。4月26日，罗隆基、章伯钧和马歇尔晤谈，转交了张澜等请美停止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的信。4月27日，张君劢、罗隆基与马歇尔再次会谈。5月13日，梁漱溟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称，首先应当停止东北及国内各地的内战，其次是改组政府，然后才谈得到召开国民大会。这是不可分，也不可颠倒的三部曲。这实际上也是民盟的立场。5月15日，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对时局的四项主张，呼吁抵制内战。5月22日，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分别致电毛泽东与蒋介石，“吁请即刻停战”。毛泽东5月23日复电，对民盟的建议“原则上极表赞同”。蒋介石则置之不理，继续向东北中共军队进攻。此后至7月11日，民盟等第三方面为调停东北冲突而奔走上海、南京之间的报道有17条（不包括这期间有关“下关惨案”的5条报道）。7月4日，梁漱溟、罗隆基拜访邵力子，对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之事提出抗议，并呼吁重开政协实行行政决议。7月6日、7日，在南京的民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张申府分别拜访国共双方代表，主张立即召开政协，由各方进行协商解决。7日，张东荪、周鲸文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内战。7月11日，民盟重庆支部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军事援华、助长内战。7月12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和平谈判破裂，民盟调解东北问题的工作宣告失败。

第四，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血案。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于12日凌晨逝世。李先生牺牲之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日。《新华日报》随即于13日发布了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讣告；同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为李公朴被刺事件发表谈话，民盟致电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慰唁，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对记者发表谈话，毛泽东、朱德致电张曼筠表示慰问。14日，《新华日报》第2版刊载《悼李公朴先生》的社论指出：“李公朴先生是为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而英勇奋斗的战士。……公朴先生被枪杀了，这是独立、和平、民主斗争中的重大损失。”从14日至16日，中共、民盟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唁电，发表谈话，此类报道有8条。

7月15日，民盟中央委员、云南省支部负责人闻一多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追悼会时，痛斥特务暴行。会后，他和楚图南在《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散会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即刻身亡（7月17日第2版）。7月17日，《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抗议闻一多教授的被刺杀》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处在血腥的法西斯恐怖之中，只有用全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才能挽救。同日，中共代表团对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之事件向政府提出抗议；毛泽东、朱德致电闻一多家属。7月18日至23日，《新华日报》相关报道共17条，包括民盟政协代表联名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以及梁漱溟、张君劢、罗隆基等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抗议，要求调查昆明事件，否则民盟将不考虑政府改组及国大等问题之商谈；张澜获悉后，无限悲痛，认为政府不惜用尽人间无耻之手段扰乱民盟，至堪痛恨，于7月18日专函致蒋介石深切问责，并致电闻一多的夫人表示慰问。

受此噩耗刺激，7月25日民盟中央常委、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因脑溢血逝世（7月26日第2版）；同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陶行知家属（7月29日第2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吴玉章、廖承志等也纷纷表示慰问。

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新华日报》参加重庆各界发起追悼大会的筹备会。7月28日举行追悼大会，这一天的《新华日报》每版都有相关报道。在第1版（广告版）刊登陶行知的讣告、李闻二先生追悼大会筹备会启事以及邓初民为主编的《民主》星期刊的广告；第2版发表社论《才不过是一个开始——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新闻报道《延安各界追悼李闻等烈士 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政府不愿会同调查 民盟提议已被拒绝》；第3版则有《反动派企图一箭三雕 借李闻血案实行嫁祸》等与李闻事件相关的10条报道，其中有陈述张奚若、潘光旦等教授十一人避入美领事馆经过的消息；第4版是《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特刊》；5到8版则是4个版面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特刊》，其中刊登了《民盟政协代表抗议书》《中共代表团抗议书》《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为闻一多暗杀案谈话》以及邓初民的追悼致词等等。

1946年7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1版

1946年7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5版

8月2日，鉴于中央社发布消息称李闻案的凶犯已被抓捕，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民盟将不承认该案凶手的审判，除非民盟代表也参加审判。3日，梁漱溟、周新民离开南京前往重庆、再转往昆明，调查李闻事件。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在昆明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在李闻两惨案发生后，民盟南京代表团即向政府当局抗议，并提出三点要求。18日，成都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追悼大会，张澜在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会后，特务将张澜和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等人殴成重伤。19日，社会各界人士致电慰问张澜等。22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致电慰问张澜（张澜在回复各方慰问时表示“澜被特务击伤，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重”）。同日，梁漱溟由昆明返上海。25日，梁漱溟在民盟记者招待会上报告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经过称，得到了很多资料，但未便公布。30日，民盟政协代表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为李闻案宣判事致政府政协代表函称，民盟对此案宣判结果尚须保留，不能完全接受。

第五，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此类的相关报道达40条。9月24日雷震访梁漱溟，就召开国大事宜探寻民盟态度。梁漱溟在25日对记者表明民盟态度：因内战未停，政协决议未获实现，民盟此刻不考虑参加国大。30日，张澜、沈钧儒等9人联名致函蒋介石，反对召开一党国大，并指出武力统一为错误政策。10月2日，为国民大会事宜，民盟招待新闻界，发表民盟的态度及主张。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梁漱溟因此对记者脱口而出：“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14日，民盟主席张澜对记者就目前时局发表谈话，重申绝不参加的立场，并表示“不仅我们，中共当然不参加，青年党亦不至参加”。15日，雷震请民盟等第三方面代表劝说中共代表返回谈判桌。23日至28日，第三方面多方商议，寻求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最终调停仍告失败。11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再次对记者强调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24日，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书面谈话，拒绝参加国大。12月22日，张澜在上海11个民主团体举行的抵沪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明民盟第三者立场与不参加分裂的国大的理由，强调民主、和平、团结，反对分裂，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三

1947年1月1日的《新华日报》第2版最先吸引眼球的是毛泽东的《新年祝词》，与之并列的是社论《新年献辞——艰苦奋斗迎接光明》，往下则是《民盟抗议美军暴行》，不再有蒋介石在元旦之际发表的《新年文告》；第3版是《民盟及沪十一人民团体对伪宪坚决不承认》，其中刊登了民盟对一党宪法发表的书面谈话：一、此次国大及所谓宪法，是违背政协决议程序和精神，民盟站在维护政协立场，因此拒绝参加此次“国大”。对于所公布之宪法，保留接受之权利。二、此次宪法系根据国民党片面提出的宪草，实非政协宪草。中共和民盟团结一致的立场显露无疑。而且，《新华日报》对国民党当局的抨击越来越猛烈，距离被查封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1947年1月1日，《新华日报》第2版

进入1947年，民盟仍然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决议，第二反对内战。民盟前辈的相关活动主要就是围绕着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进行的。根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截止到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共有29条涉及民盟领导人的报道。粗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二是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

第一，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6年12月，驻北平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场大规模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斗争从北平掀起，席卷全国。《新华日报》12月28日第2版“编余杂谈”在《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中写道：“最近北平美军又公然强奸了中国大学的一位女学生，这对中国人民是一个绝大的侮辱。这不能仅仅看作是风纪的事情，我们认为美军的暴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政策要负完全的责任！没有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勾结，美军怎么能够驻军，又怎么能够演为暴行呢？！”同日第3版则愤慨指出，北平美军强奸女生——是帝国主义者兽性的暴行！是中国人不能忍受的侮辱！此后《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抗议美军暴行的报道。12月28日，民盟举行一届二中全会预备会时，特别讨论美军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一事，认为美军这一暴行不但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侮辱，对美军及美国本身亦是极其可耻的行动。美国如果不完善处理，将造成更大的不幸（12月31日第2版）。12月31日第2版还刊登《抗议美军强奸暴行 平津学生罢课游行》《沪各大学学生纷起响应》等报道，并称，消息传出上海震动，民主人士一致愤慨；马寅初、张东荪、罗隆基、章伯钧等发表严正谈话；北大数百教授函司徒（雷登）表不满。

1947年1月4日，梁漱溟对美军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暴行深为愤怒，他赞同抵制美货及请美军立即撤出中国（1月5日第2版）。1月6日，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同日，民盟重庆支部、民建重庆分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16个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坚决主张驱逐美军，废除“中美商约”，公开审判美军，抵制美货，反对一切丧权辱国的奴性政策。该联合宣言同样认为“美军的暴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政策要负完全的责任。”同时，民盟重庆支部等16个团体还发表联合宣言，慰问爱国游行同学（1月6日第3版）。

第二，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6日第2版称，民盟筹开二中全会，昨日举行筹备会议。27日第2版补充报道称，民盟民建会分别在沪集会，商讨扩大全国民主运动。25日下午14点，民盟召开一届二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讨论如何扩大及加强民盟组织问题，并推选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周新民等五人负责研讨全部计划，与各民主团体联合商讨，以发动全国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今后，民盟盟员无论有无党籍，都以个人资格参加，民盟将发展为领导全国民主运动的大政团。12月28日第2版载《民盟二中全会即将举行 张东荪邓初民赴沪参加》称，27日重庆各民主团体在特园举行欢送邓初民赴沪参加二中全会的活动，纷纷希望二中全会能够加强民盟内部的团结和扩大组织，青年党和民社党退出民盟，并未削弱民盟的力量，反而使民盟地位提高了，民盟今后应起而发动更广大的民主运动。

1947年1月6日上午9点，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民盟中央主席张澜重申民主真义，指出当局假“宪法”之名行专制之实；民盟仍坚守政协立场、争取人民自由。张澜致辞后，即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邓初民、张申府、史良等9人为主席团（《新华日报》1月8日第2版补充报道）。1月7日第2版发表社论《祝民盟二中全会》，文中写道：“当中国独立与奴役，民主与法西斯，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最剧烈，最尖锐的时候，这对于国内各个政党将是一个试金石。……目前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领导人之被人鄙视，中国民主同盟之被人尊重，其原因就在这里。……从政治前途论，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新民主主义，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实为重要构成势力之一。而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在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中，中间阶层的实占多数。这就给予了民盟广泛的基础，也就给予了民盟以广大发展的地盘。民盟是有远大的前途的。”这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即使到了近8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

1947年1月8日，《新华日报》第2版

从1月7日至28日，《新华日报》有关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的报道共有13条。在1月8日的会议上，民盟决定在半年内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调整盟内党派关系，其实施办法已取消，并将在上海筹办日报与期刊，决定设立政治计划委员会，以求盟务开展及政治改进。9日下午，罗隆基做政治报告，并发表对马歇尔声明的书面意见称，马歇尔声明有些地方不能苟同，如现已结束训政及这次宪法为民主宪法等，且未提及中国内战分裂美国政策应有之责任。10日，民盟二中全会圆满闭幕。张澜主席致闭幕词称，这次全会，有珍贵收获。通过八十余议案，只待去做。并称：“和平团结民主，至今仍是水月镜花，毫无着落。在政协周年至日，完成全会，值得提醒警觉性。从今天起，一定要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使它复活。我们将继续政协精神奋斗，这是我们同志的唯一责任。”1月20日，民盟在上海招待记者，发表2万多字的政治报告（代宣言）。《新华日报》1月21日第2版，25、26、27、28第3版连续刊发。

1947年1月21日，《新华日报》第2版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闭幕之日，正是一年前政协会议开幕之时；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的使命，正是要坚持和发扬光大政协精神。

四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并于1943年9月发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到了1944年9月则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开始向真正意义的政党转型；1945年，改组后的民盟以第三大党派的身份奔走国是，促成国共和谈取得重大成果，并与中共共进退，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促成政协五项决议的通过，共同拒绝参加“国大”。我们稍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到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开始了由“三党三派”联合组织向政党的转型，但不变的是中间党派的立场。

作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的政团同盟，其成立之时的十大纲领就强调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等。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之后，一方面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针对1945年蒋介石的元旦讲话发表对时宣言，把之前发表的《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点归纳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十项主张，这是对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开始向真正意义的政党转型。特别是到了一届二中全会，确立新的组织原则，有党派盟员与无党派盟员一律平等；有党派盟员应有“民盟第一”的组织观念，并必须遵守民盟的决议，不受其原来党派的约束。这一决定，使民盟完成了向独立政党的转型。

如果说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为调停国共关系而与中共商量解决办法，达成了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等内容的《会谈纪要》；那么重庆和谈期间，民盟则以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的身份居间斡旋、共同协商，促成国共和谈取得《双十协定》等重大成果。

正是在重庆和谈期间，中共与民盟达成了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后采取一致行动的“君子协定”。而这种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在建立联合政府、“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上所具有的共识。也正是在重庆和谈期间，民盟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强调一贯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基础上，提出“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要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上所达成的政协五项决议，正是民盟所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因此，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仍然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决议，第二反对内战。也以此，《新华日报》才会在社论《祝民盟二中全会》中指出，（民盟）工作迄今，已获全国广大中间阶层人士之拥护。或者说，民盟的政治主张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却反映了战后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统一的迫切愿望，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第二，民盟在向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坚持在团结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盟内的党派关系。

首先，在团结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与青年党的关系方面，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据《新华日报》披露，1945年7月延安访问归来之后，黄炎培、冷遹、江恒源发表书面声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之讨论；左舜生等七人也公开了关于国民大会提案的说明，不同意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章伯均则发表谈话称，国民党当局应立即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国民党则加紧了对“三党三派”的拉拢，而同时，民盟其他党派与青年党的关系趋于紧张。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召开期间，多次与青年党领导人会晤，并在桂园宴请青年党在渝中央委员，还在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的前一日会晤曾琦，为民盟的团结做青年党的思想工作（分别见9月16日、10月5日、10月10日的报道）。

其次，民盟领导人也坚持在团结的基础上与青年党搞好关系。1945年10月12日，张澜在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致闭幕词时指出：“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盟员之间，以及同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10月13日第2版）。10月28日，张澜致函国共代表，请延揽左舜生、李璜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称：“因之代表人选，澜以为第一宜孚中外人望，第二宜顾到各方。……两次承岳军先生询及同盟方面所推代表，澜均提出曾（慕韩）左（舜生）李（幼椿）三君。虽青年党之代表提名系直接交涉，同盟尊重其党的立场，不便越俎代庖，强相干预。且所提名，自系知名之士，必克胜任而愉快。然澜当时所提名曾君等三位，实就同盟立场而言，盖以曾君等均为同盟重要分子，且均负时望。而曾君身陷敌伪，大节凛然，时誉归之。左则调停国共屡年不懈，且曾亲赴延安，实为事中之人。李更与张君劢先生同以各党派身份代表国家出席联合国会议，今有君劢，讵能无幼椿？今闻代表中只有曾君，而独无左、李，如是决定，在政治会议之本身，实为以缺憾！……澜之此举，非阿其所私，亦初无党派彼此名额多寡之见，只求有裨益于会议与国家前途耳”（10月23日第2版）。

张澜此番话语，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完全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会议中解决一切问题，尤应以国家的福利，人民的福利做目标，不应以党派的利益做目标，这样才能从党派的团结，做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10月23日第2版）。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的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与中共和民盟保持基本一致的立场，推动了政协决议的通过；也才有后来的青年党尽管已经与中共交恶，仍然作为第三方面代表和民盟一道，共同为调停国共冲突、反对内战而奔波。

再次，民盟领导人在处理与民社党的关系上做到了仁至义尽。1946年9月30日，张君劢与其他民盟政协代表联名致信蒋介石，一再反对国民党单方面把国大召开的日期定在11月12日。次日，张君劢又代表民社党对时局发表意见，指出目前的内战局势下，其他党派是无法参加国大的。接着，张君劢为使国大延期举行而积极奔走，但是最终思想还是发生了转变。

11月23日，民社党中常会接受了张君劢的主张，向国民党提交了该党出席国大的代表名单（名单中没有张君劢）。同日，张君劢发表个人声明称：君劢个人向来好致力于政治思想学术研究工作。所以自重庆各方讨论提出国大名单时，即一再声明不愿担任任何名义（即张本人不参加国大），至于讨论宪草时，无论任何方面如需要君劢说明或参加意见，无不乐从（11月24日第2版）。这一声明似乎想平息各方的声音，尤其是民盟的不满。毕竟张君劢还不想与民盟搞僵关系。当同样是民社党领袖的张东荪态度鲜明地表示决不参加所谓的国大后（11月25日第2版），张君劢就反对将张东荪开除出民社党。11月27日，章伯钧会见记者称，离开南京前曾分别会晤邵力子、孙科、吴铁城，说明民盟的立场与态度，即坚持政协决议反对内战，保持超然的第三者地位。民社党参加“国大”，违背了民盟的盟约（11月28日第2版）。12月17日，沈钧儒七十三寿辰，史良发起并在其寓所宴请李济深、陈铭枢、谭平山、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马叙伦、张君劢等50余人（12月20日第2版）。史良还邀请了张君劢参加，同时沈钧儒、章伯钧等民盟领导人还能够与张君劢共聚一堂。12月12日，张澜在启程前往上海前曾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现在第三方面只剩下民盟了，民盟今后的任务是要扩大第三方面的力量，把全中国爱好民主的人团结起来（12月13日第2版）。12月18日，张澜抵沪后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称，中国欲获和平，仅赖美国和第三方面是靠不住的，必须全国人民起来。并谓第三方面现还遭受威胁、利诱、分化。第三方面的力量须增强和扩大。关于民社党与民盟今后之关系，应俟民盟二中全会决定，惟无论如何，对于争取民主，彼此意见当无异致。今后不论盟内、盟外，自须通力合作，民盟二中全会开会日期及地点须俟常会开会后，始能决定（12月19日第2版）。也就是说，直到此时，民盟领导人还是想尽量争取张君劢，并打算在二中全会上讨论决定民社党与民盟今后之关系。12月21日第2版又以《张澜谈民社党》为题报道称，“12月20日，张澜抵沪后，曾访李济深、黄炎培等，张君劢约唔张澜，尚未延见。民盟留沪全体中委，曾欢宴张澜鲜特生两氏，张君劢未到。张澜今晨告诉记者：民社党与民盟之关系，尚未决定。张澜个人认为：民社党参加‘国大’及张君劢之举措，系属憾事，极表惋惜。闻民社党内近日争执颇烈，若干党员及干部有退党及改组之酝酿。”

只可惜，还没等到二中全会的召开，民盟中常会就作出了决定。12月24日第2版的《民盟中常会谈话会决请民社党退盟》报道称，民盟连日召开中常会谈话会，闻已决定请民社党退盟。又称，张澜近曾表示年高体弱，本拟退休，民盟主席后继人选，张澜原属意张君劢，现以民社党参加“国大”而作罢。张氏已允民盟各领袖之请，愿续任主席。12月25日第2版的《民盟民盟秘书处函张君劢》发表了12月24日民盟中常会致张君劢的信。信中称，兹经本盟决议，认为民社党已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对未参加“国大”的民社党员深表同情，但参加“国大”的民社党党籍之盟员应予退盟。

另据《新华日报》载，民盟中常委张东荪定于25日上午11时由北平乘机飞沪，参加民盟二中全会。张东荪到达上海后赴民盟总部，出席民盟相关会议。张东荪称，民社党参加“国大”和他主张不合，他已致函张君劢脱党，现在已经不是民社党党员。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第五次预备会上，张东荪为此次会议主席。从此，张东荪作为从民社党方面退出的领袖取代了张君劢在民盟当中的位置。

第三，作为中间党派的代表，民盟一直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抗战胜利后一直坚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并努力成为团结和巩固一切民主势力的民主阵线的领导力量。

1945年10月12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张澜在致闭幕词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但是欲达到彻底的民主，路途仍然遥远。我们的责任重大，应本这次大会通过的纲领，继续努力奋斗。今后开展盟务要主要到欢迎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同盟，尤其是要注意吸收富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并培养青年干部”（10月13日第2版）。11月2日，民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提出尽快召开政协会议，解决军队编遣及地方政治调整等问题；并在会议开幕前国共双方军队应停止冲突等主张。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一切党派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党派利益摆在第二。我们民主同盟必谨守此最高原则（11月3日第2版）。民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说民盟与青年党是好合好散，对民社党是仁至义尽，使广大中间阶层人士看到了民盟团结和巩固一切民主势力的决心和信心、气魄和胸襟；那么，李闻事件的发生及民盟对此事件的应对措施，不仅让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和普通民众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暴和懦弱，更加深了对民盟先烈的敬仰和对民盟组织进步性的了解。

作为一个多党派的联合体，经历了青年党的退盟和民社党的分裂这两次重大打击之后，民盟不但没有被搞垮，反而“纯洁了组织，锻炼了队伍”，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经历了李闻事件之后，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失去了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等民盟领导人，但是民盟的威望和社会影响力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民盟内部各党派的分化、民盟领导人遭到的刺杀和迫害，说明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基于此，张澜主席才因在李闻追悼会上受伤一事发出了“伤虽不重而意义甚重”的感慨，因为不仅此事“何损与民主之进行，徒使人对法西斯特务益增厌恶耳”，并可以趁势向政府提出抗议：政府即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并向民盟公开道歉；立即取消特务组织；追究主谋行凶者；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时，为了进一步团结盟内各党派及盟外一切民主势力，对于民盟将改组，成立纯粹独立政党的传言，民盟政协代表章伯均、罗隆基、沈钧儒等分别向记者澄清，此消息不属实，民盟早已确定其基本组织，乃民主政团及民主人士之政治团体，民盟与个人盟员及政团盟员之关系早已有确定方案（1946年9月18日第2版）。

正是由于民盟一直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使一贯主张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体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代表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才能获得广大民主人士的认同。

1946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

1946年12月22日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建国会等11个民主团体500余人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厦联合举行欢迎张澜大会。沈钧儒、史良、章乃器、马叙伦、施复亮、周建人、马寅初等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当张澜入场时，全场爆发出“雷声一样的鼓掌”，经久不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马叙伦致词说：我们上海民主团为什么要这样热烈欢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表方先生和鲜特生老先生等几位民盟领袖呢？因为人民大众希望实现真正的和平与民主，把这希望寄托在民主的领袖身上。其次，现在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民盟的政治主张始终如一，而且今后更将站在为民主斗争的前线。今天，欢迎者源源而来，求和平、民主的人民，急于张先生来领导我们！（《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3日第2版；《张澜主席在上海》，《民主报》，1946年12月28日）

1946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3版

可以说，此时民盟的威望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盟的立场正如《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所说：“我们不否认，站在政团的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这是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坚定不移的方针”（1947年1月21日第2版）。马叙伦对此立场应该是赞同的，尽管他的《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1946年12月26日第3版）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如果“第三方面是临时性的，不是政团的意义”，“我敢给大家指出在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里只许有民主阵线，而不许有什么新第三方面的”，“我们唯一该建立一个民主统一阵线，团结全国民主的力量，这是和反民主斗争必然的紧急需要的办法”。马叙伦称赞“民盟能始终如一，坚持民主立场，故民盟是民主前线上的领导者。人民对民盟除钦佩外，并极表拥护。……民盟领导全国民主运动”（1946年12月23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