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发表于1927年，费孝通的《论“知识阶级”》发表于1947年，两篇文章产生的时间相差了20年，但都发表于国内政局变动的关键时期，又分别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与传承五四精神的民主人士这两代知识分子代表写的反思文章，而且费孝通的《论“知识阶级”》就是对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的明确回应。因此，既有必要关注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值得了解它们的相同之处及存在的联系。

一

《关于知识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从长期来看，是20世纪初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从中期来看，“五四”运动爆发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短期来看，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和1927年“四一二”政变给作者带来的震撼。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状况是复杂多变的，既有传统的封建残余，也有近代化的因素。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首先在政治方面，正处在从封建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先河。其次从经济上看，一方面仍然以农业为主导，传统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新的经济因素如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再次从文化方面看，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尤其是“五四”运动前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倡导科学和民主，挑战传统的封建礼教，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交融碰撞的时期。“五四”运动从形式上看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波及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以及政治发展方向、社会潮流，亦对中共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和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竟遭卫队开枪射击，造成刘和珍等47人遇难、200多人受伤，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就此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其中4月12日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记念刘和珍君》引起巨大反响，鲁迅也因此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屠杀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中共虽遭到重创，但国民党也损失惨重。蒋介石的“清党”，一是导致30万国民党精英党员遭清洗；二是导致90%的地方组织瘫痪；三是革命理想沦为空话，失去了最根本的民心支持。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的4月15日，李济深也在广州“清党”。鲁迅因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去中山大学教职。9月，离开广州赴上海。10月25日下午，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之邀，在该校发表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

再看看《论“知识阶级”》的作者费孝通的家庭背景。自认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恰好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而且，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早年的经历与出生于浙江绍兴的鲁迅有相似之处。费璞安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废除科举后，他于1905年东渡日本，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专修教育学。日本东京恰恰是革命党人的海外大本营，费璞安的革命思想发端于此。他回国后在吴江县城开办第一所中学，还在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当过老师。辛亥革命后，苏州光复，费璞安回到吴江，并以县议会议长身份主持召开民众大会。此后，费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断扩大。（参见张冠生《费孝通》，群言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因此似乎可以说，从年龄层次、地缘关系、家学渊源和精神传承上看，鲁迅是费孝通的父辈。

顺理成章地，我们会看到，中国20世纪初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五四”运动爆发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费孝通早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之中（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

同时，“作为生于20世纪初的一代学人，费孝通成长于民族面临种种危机之际。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其文章始终充溢着担当与使命感。”（参见周方舟《一位学者的人文足迹——<费孝通散文>编后记》,《光明日报》2026年3月21日第12版）这样的使命感也体现在他加入民盟后于194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包括《论“知识阶级”》。

二

1927年10月25日下午，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之邀，在该校发表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演讲稿由黄源记录，并经鲁迅本人校改。该讲稿最初发表于《劳大论丛》（又称《劳大周刊》），后收入鲁迅文集《集外集拾遗》及《集外集拾遗补编》。该演讲以192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探讨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困境，其核心在于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

《关于知识阶级》后来收入鲁迅文集《集外集拾遗》

首先，鲁迅借俄国爱罗先珂提出的“知识阶级”概念，指出知识分子群体的缺点之一，是容易从同情平民、打抱不平转变为压迫平民，以致从来自平民变成了平民的敌人，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缺点之二是往往属于“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因为有思想而反对各种行动（包括战争），尤其是质疑当权者；缺点之三是由于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于是考虑到种种利害而有顾虑。

在此，鲁迅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一是既面临打压又自恃特权的矛盾性，导致知识阶级若脱离平民立场便会异化为压迫者；二是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性，因为倡导思想自由与生存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这将会削弱知识阶级的行动力，增强其逃避现实的“象牙塔”倾向。

其次，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他认为“真的知识阶级”需具备双重特质：永驻平民立场并坚持社会批判，即使承受痛苦也要为民众发声。因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为此，鲁迅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革新社会运动，譬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要反对复古和倒退；二是要敢于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拿来主义”是有自信力的表现，“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三是既不要盲目冲动，凭着一腔热血“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

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在演讲中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三点立场：

其一，实际上鲁迅也是在自我解剖，“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也就是说，鲁迅认识到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的矛盾性及所具有的缺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他的身上，他自己仍然要向“真的知识阶级”看齐。但他同时认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而且这里的“不顾利害”并不包括盲目冲动地去牺牲生命，“不顾利害”的前提是，为了更好更长久地去战斗，要有斗争策略。

其二，鲁迅对共产党抱有同情。一句“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就把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描绘出来了。而鲁迅对国共两党从亲密合作到互相厮杀的转变，颇多感慨。尤其是谈“红”色变的局势，一方面让鲁迅加深了对国民党的反感，另一方面增添了对共产党思想与境遇的同情。

其三，鲁迅对一部分“欧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屑。在末了，鲁迅说道：“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论“知识阶级”》后来收入《皇权与绅权》

作为对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的回应，费孝通的《论“知识阶级”》发表于1947年9月（见《观察》周刊第3卷第8期）。从标题上看，两者都采用了“知识阶级”的概念，即承认“知识阶级”这一群体的相对独立性。该文的主要观点是：

首先，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自现代始，但现代从西洋所进来的那一套文化却与以往不同。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为重心的，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外行领域。

其次，文化的传播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中国用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分化的格局去和西洋文化相接触时，西洋文化的重心也就无法传播进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不过是中国社会结构本身格式的反映。因此，知识阶级在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对西洋文化冲击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再次，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能接受西洋那一套所谓精神文明的理论，但是这套理论一定要和现代技术配合了才发生作用，否则只能成一篇文章罢了。中国知识分子受着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拘束，使他们不能把握住两者的关联，更不能将两者结合，因而不可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担当领导的责任。因此，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健全的。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

作为对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的回应，费孝通的《论“知识阶级”》，同样是在中国被西洋的经济政治扩张力量带进现代世界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困境，批评他们的缺点并提出对策。但在具体的层面上，又有不同：

同样是批评缺点，鲁迅从思想文化层面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存在着既面临打压又自恃特权，以及言行不一的矛盾性；费孝通则从知识结构层面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存在着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分化的缺陷，乃至在人格方面不健全。

同样是分析原因，鲁迅从现实利害角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倡导思想自由与生存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费孝通则从社会结构角度剖析传统社会结构的约束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的割裂、人格的不健全。

同样是提出对策，鲁迅从思想启蒙高度认为“真的知识阶级”需具备双重特质：永驻平民立场并坚持社会批判，即使承受痛苦也要为民众发声；费孝通则从社会变革高度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在于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并用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

虽然与鲁迅一样，费孝通在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的割裂、人格的不健全时，也是在自我剖析，因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拘束”。但费孝通更想回应：除了思想启蒙，还需社会变革。同时想告慰鲁迅，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五四的传承者。

三

鲁迅所谈论的“知识阶级”，虽然是源自于俄国爱罗先珂提出的概念，但鲁迅所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在中国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在屈原身上，既有邹人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担当，又有同为楚人的庄子“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情怀。（参见周国平《序·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对于屈原身上的两个标签，一是爱国主义志士，二是浪漫主义诗人，鲁迅是非常喜爱且熟悉的。鲁迅曾对许寿裳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而对屈原词句的借用，则散见于鲁迅的许多旧体诗中。尤其是《彷徨》题词中的最后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反映了作者不胜寂寞彷徨之感，又大有求不到理想誓不罢休之意。（参见许寿裳《鲁迅传》，九州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但在清朝灭亡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存在鲁迅所说的矛盾性，且并不存在具有独立人格和品格的知识分子群体。近代以来，在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这一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鲁迅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知识阶级”，并认为“真的知识阶级”需具备双重特质：永驻平民立场并坚持社会批判，即使承受痛苦也要为民众发声。

充满批判意识的鲁迅一生聚焦于国民性的改造。而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后，被“三一八”惨案尤其是“四一二”政变所震撼的鲁迅，在关注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矛盾性的困境，以及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权变换的同时，也坚持社会批判，抨击当权者、为民众发声。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演讲稿后收入杂文集《而已集》）。鲁迅以汉末至魏晋时期文人群体为讨论对象，通过药与酒隐喻专制统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并指出嵇康、阮籍等人反抗礼教的实质是对虚伪政治的背叛，同时借魏晋统治者杀人事件隐微讥讽“四一二”清党事件。12月17日，发表在《语丝》上的《小杂感》这样写道：“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这里的演讲录就是指当时发行的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演讲集。又写道：“恐怕要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一句话把“清党”时期的白色恐怖气氛表露无遗。接着进一步感慨道：“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已经不再停留于“隐微讥讽”了。

而这样的抗争，费孝通也一样有过。1944年费孝通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从而转变为一位著名的民主教授。面对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昆明学生运动的阻挠和破坏，费孝通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在随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中，费孝通等人以民盟支部名义举行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开揭露当局的暴行，他担任主编的《时代评论》还出版了悼念死难者的专辑。这时候的费孝通是一个振臂高呼的民主斗士。“李闻事件”发生后，惊魂未定的费孝通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质问中既有惶恐，更多的则是愤慨，但同时也深深震撼了费孝通的内心深处。费孝通被迫离开昆明后不久再赴英伦。1947年2月，费孝通回国后到清华任教。9月发表的《论“知识阶级”》则是经过冷静思考后的成果。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费孝通，民主教授的政治情怀和人类学家的科学精神融于一体，学者议政，议得深入。有学者认为，“费孝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四十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尔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四十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参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转引自张冠生《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第1版）。此观点大致认可，但有一点，费孝通的左转，不是“偶尔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或者“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

费孝通加入民盟之时，正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召开民盟“一大”之际。这一时期，进入民盟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第二阶段，民盟积极响应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一阶段，中共由积极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民盟由发起者变成了积极响应者和推动者，共同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并实现了从倡议“民主宪政”到支持“联合政府”这一政治话语的转向。也就是说，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共因赞同民盟“团结、民主、抗日”的主张而积极参与；到了第二阶段，民盟“团结、民主、抗日”的主张经由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得到了具体落实，因而积极响应。由此可见，包括费孝通在内的民盟内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左转，不是“偶尔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或者“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而是由他们所认同的民盟的共同政治主张所决定的。

费孝通在经历了“李闻事件”之后所撰写的《论“知识阶级”》，并不是在思想自由与生存残酷现实之间的冲突面前退缩的产物，而是深入思考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后的成果。同样地，在此期间到美国领事馆避难的费孝通，应该也认同鲁迅的斗争策略，为了更好更长久地去战斗，就不能盲目冲动地去牺牲生命。

四

至此，我们就鲁迅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身份做一番联系。

首先，鲁迅与费孝通是五四精神谱系上的两代知识分子代表。

表面上看，与鲁迅高举“革命”旗帜的革命家、思想家身份不同，费孝通是一个明确、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似乎是分属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但如果看看五四精神的丰富内涵，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思想解放（包括文化启蒙、个性解放等），二是民主与科学，三是爱国主义，四是勇于创新、变革，其核心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由是观之，鲁迅、费孝通当之无愧。

进而言之，五四精神谱系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后来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既包括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俞秀松、张闻天等），也涉及国民党人（如蔡元培、罗家伦、邵力子等）；既有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张东荪、罗隆基、张申府、胡愈之、许德珩、潘菽等），也有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傅斯年、杨振声等）。这其中也有交叉，如张申府、邵力子是中共早期党员，胡愈之既是民盟领导人又是中共党员，蔡元培、罗隆基、罗家伦等均可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鲁迅，既被中共封为左联名义上的领袖，又被胡适认为是自由主义者。

但这些均不影响他们同属于五四阵营。用李大钊的话说就是，一是他们“颜色相同”，二是他们“许多主张不同”。“颜色相同”是指五四精神的底色，“主张不同”是指不同的政治立场。由此不难理解，尽管存在分歧，主持“清党”预备会议的蔡元培对同情共产党的鲁迅的关照并未停止，因为他理解鲁迅的战斗精神；尽管存在分歧，胡适仍然称鲁迅“是我们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良性改良”是针对制度，鲁迅的“烈火批判”是针对国民性，两者并不矛盾。

其次，鲁迅与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代表一直坚持平民立场。

鲁迅在演讲中开门见山说道：“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接着批评那些放弃平民立场甚至成为平民敌人的知识分子，并谦逊地“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鲁迅既深知传统知识分子的缺点（包括他自己），又通过以“不是知识分子”的自嘲口吻来划分与（假的）知识阶级的界限。这也是“边缘知识分子”的立场。

鲁迅始终坚守平民立场，体现在他不断发出的独立声音。右翼阵营攻击其能力和水平不足，而左翼阵营则认为其立场摇摆不定。他代表了一种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与权力的对抗展现了真正的思想自由。这种独立性、启蒙性以及批判性，贯穿了鲁迅的一生。

费孝通则一直以“毕竟是书生”的身份坚持平民立场，同时竭力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同鲁迅一样，他早年弃医从文，用尽一生去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但和鲁迅“爱之深则恨之切”地痛批国民劣根性不同的是，费先生不同意精英人物认为底层没文化、更自私、更愚昧麻木的表述。他说，其实农民有农民的文化，只是跟精英群体的文化有所不同而已。费孝通一生都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底层）奔波，志在富民，为了国人能过上温饱乃至富裕的生活。

而在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被污名化为“公知”，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坚守平民立场，也许是原因之一。

最后，鲁迅与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孤独感陪伴终身。

鲁迅在《野草》中表达孤独感，在《彷徨》中表达在黑暗中徘徊的迷茫。鲁迅通过自己的文字不断地呐喊，希望能引起共鸣，但在大多数时候，回应却寥寥无几，这种孤独感愈发强烈。这是其一。作为一个不断发出独立声音的特立独行者，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是在所难免的，但他却没想到，对他伤害最深的竟是同阵营的左派。他写道：“敌人并不可怕，最让人心寒和失望的，是来自友军的背后冷箭；受伤后，同阵营中那些幸灾乐祸的笑脸。因此，一旦受伤，我便只能躲进深林，独自舔舐伤口，包扎好自己，让无人知晓。”孤军奋战让他倍感孤独。这是其二。实际上，鲁迅从来不属于任何派别，他很难真正融入任何群体、属于任何阵营。这一方面源于他的思考与忏悔，另一方面更源于他的清醒导致他一如既往的悲观与怀疑。清醒与悲观背后，是深深的忏悔精神和终极的孤独感。这是其三。

与鲁迅不同的是，费孝通在1940年代中后期正处于学术高峰状态，包括《论“知识阶级”》在内的一大批政论、时评充满着热忱和洞见，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赢得了“民主教授”的美誉。同时，他作为民盟成员积极投身于民主事业，这一时期应该没有太多的孤独感，而是有一份归属感和成就感。但同时，费孝通的这些学术及议政成果又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想人云亦云必然会引起争论。这一时期费孝通与社会学家吴景超等学者就乡村工业问题发生了一场激变。十年后，又因重申上述包含在《乡土重建》里的主张，因言获罪。此时产生孤独感实属正常。

关键在于，政权鼎革之后的费孝通从议政到参政，成为政学两栖的知识分子代表性人士，又经历了数次波折，要想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个中滋味冷暖自知。所以，崇尚实事求是的费孝通之所以一向敬重梁漱溟，不仅因为梁先生是“问题中人”，而且因为他的耿直率真。一方面，这种孤独感源于一种“边缘人”心态，这一心态很早就有。（参见费孝通《离乡》，《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转引自转引自张冠生《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第1版）到了晚年，尽管已经是民主党派的标志性人物和学术界泰斗，他仍有一生总在“圈外”的感慨。另一方面，这种孤独感源于一种“高山流水难觅知音”的境遇。“这叫我去问谁呢？”这一费孝通之问，既是“问题中人”之问，也是“社会良知”之问。既是询问，也是自问。越到晚年，忏悔意识越浓，孤独感越强。也许，这样一种“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边缘人”心态，独自上下求索的境界，成就了费孝通。

鲁迅和费孝通这两代五四精神的代表，各自走完了既喧嚣又孤独的一生，留下了独立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也留下了如何成为“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份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行动指南——《关于知识阶级》及《论“知识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