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与吴晗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都发表于1944 年，而且都是由民主人士根据明朝灭亡三百周年的历史事实写的反思文章，有必要了解两者的相同之处及存在的联系，但也值得关注其不同之处。

一

《甲申三百年祭》与《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这两篇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一方面当时抗战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两大运动正在开展：一是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二是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第二次宪政运动进入重要阶段。1月1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发表《为发动研讨宪草告全国人民书》的同日，黄炎培主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在重庆创刊。1月3日，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4人联名发起“宪政座谈会”。宪政运动在重庆、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学术教育界、民族工商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迅速发展。《新华日报》（重庆版）和与民盟有关的进步报刊一道，发表呼吁实行民主和研究宪政问题的文章，在国统区形成了声势很大的社会舆论。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分子。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指出实施宪政“就是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明确了宪政运动的目的，进一步推动了宪政运动的开展，支持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斗争。（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史》，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至于延安整风运动，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百问》，学习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

1944年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重庆版）副刊上发表后，因对明末农民起义痛失政权的深刻反思，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同年11月，毛泽东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4年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重庆版）第4版副刊上发表。

据说，这篇文章是新华日报社委派乔冠华、翦伯赞等人请郭沫若写的。该文脱稿后，郭沫若先请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然后，特意选择3月19日（其实崇祯自杀的日子是农历三月十九，并不是一回事），在《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不可能不知道阳历与农历的区别，但选择此日发表，仍达到了将错就错引起关注的效果。而且，在刊发《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天，在同版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引导人们将它与现实联系起来，起到了“编者按”的作用。 第二天报纸连载时，又特别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由此可见，此文的撰写及发表是有事先的谋划和安排的。

而吴晗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恐怕就没有经过这么周密的计划。当时的吴晗是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历史系副教授。1943年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夏他介绍闻一多入盟。吴晗先后担任了民盟中央执委、联大小组负责人和云南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主编等。这一时期，他以历史杂文为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投枪”，发表了《论贪污》《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等文章。

吴晗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原收录于1947年自行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历史的镜子》，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增补本。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署名吴子直）撰写的背景，可能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双周座谈会有关。当时为了帮助昆明高校的知识分子了解时事和形势，中共南方局的华岗、周新民一起倡导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团结起来。经常参加这个活动的有华岗、楚图南、罗隆基、曾昭抡、周新民、闻一多、吴晗、潘光旦、冯素陶等十多人。研究会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会，每次讨论一个主题，由一位与会者作学术报告或时事报告，然后大家讨论。闻一多、吴晗等经常发表指斥时弊的演讲。研究会持续了近两年，成为当时昆明知识界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 而吴晗的《论贪污》《说士》《贪污史的一章》以及闻一多的《兽、人、鬼》等匕首一般的杂文，都是在这个双周座谈会上讲过的。也许，吴晗在撰写《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之前，也在座谈会上讲过类似的话题。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发表的时间，如果单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1944年第9期”上去推断，似乎是1944年3月上旬（既然是周刊第9期，按常理推演应该是三月份的第一周出版）。但实际上是“秋，在昆明《正义报》第九期上发表了《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一文，论述了明朝灭亡以后，明贵族官僚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小朝廷。”（参见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载《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也就是说，《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前，《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发表在后，而且间隔半年左右。因此，吴晗有可能是看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有感而发写成了《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而且，无论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是吴晗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都是在轰轰烈烈开展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大背景下酝酿而成的。一方面，郭沫若和吴晗作为进步民主人士，都积极参加在重庆、昆明的民主宪政运动；另一方面，中共此时也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分子，郭沫若、吴晗就是与中共靠近的左派人士。至于《甲申三百年祭》成为中共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则属于令作者意外的惊喜。

二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7月参加国共两党合作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927年3月，国民政府发生宁汉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对其通缉。在此期间，郭沫若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通缉。1927年7月，郭沫若任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8月初，郭沫若一行历经艰险抵达南昌，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共。1928年2月，郭沫若流亡日本，自动脱离了中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蒋介石没有算他的老帐，反而于1938年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11月又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长期出入于国共两党之间，并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与两党的高层人物关系密切。1941年11月16日，适逢郭沫若50生日（虚岁），同时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第25个年头。在周恩来的创意策划下，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郭沫若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他的创作生活和生日。《新华日报》11月16月专门为此出了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特刊（周恩来题词），这是国统区统战的需要。1941年至1943年，他完成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南冠草》等。而且，郭沫若既创作历史剧又写史论文章，借古讽今。

三百年前的1644年农历3月19日，正是李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明朝灭亡的日子。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明线是既祭奠被异族所灭的明王朝，也祭奠短命的大顺政权；暗线是既祭奠“种族的悲剧”，又祭奠李岩这位悲剧人物。全文1万6千多字，可分三个部分，各部分字数大致相当。

第一部分指出明朝到了崇祯年间“运气也实在太坏”，外有边患，内有天灾，内部已腐败不堪，导致民不聊生。统治痼疾已是积重难返，政治局势也是风雨飘摇。崇祯皇帝是虽有心治国却无力回天，且好刚尚气而多疑任察。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笔者按：郭沫若虽沿用“亡国”一词，但也认为“亡”的并非中国而是明朝；另一方面，又认为异族入主是“种族的悲剧”）。而且，作者认为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笔者按：1944年初春傅增湘在沦陷区北平撰文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就是如此，贬农民起义“流寇四起”，褒崇祯帝“舍身殉国”等等），其实崇祯是不值得同情的。他虽勤政但刚愎自用，而“乱作为”比昏聩的“不作为”还糟。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层的腐朽，失去了民心。

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成功因素在于李自成的作风与其他“流寇”不同，他听取了读书人李岩“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口号，赢得民心，迅速壮大；同时，明军内部瓦解也加速了起义军攻占北京。在这一部分，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写李岩被“逼上梁山”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说明“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失败教训在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再采纳李岩的建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得罪了吴三桂，忽视清军威胁；且将领贪图享乐，迅速腐化，发生宗派斗争，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最终在山海关之战中溃败，政权昙花一现。作者还指出，起义军进京后认为天下太平了，“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郭沫若、吴晗的照片

郭沫若这篇史论长文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想必吴晗也看到了。从严格意义上说，《甲申三百年祭》洋洋洒洒近两万字，不算一篇学术论文，倒可以归为以史料为基础的“夹叙夹议”的议论文，而且叙述部分有大量的情节描写及对话，简直可以作为历史剧的初稿。事实也是如此，郭沫若对李岩有相惜之情，很想在此基础上为他写部历史剧，但后来最终没有写成。而吴晗本就是明史研究专家，更何况这一时期他正以历史杂文为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投枪”。因此他极有可能是看到郭沫若此文后，也写一篇同样讨论“甲申三百年”的史论文章。不过，虽同样是关注三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但吴晗的关注点不同。郭沫若既祭奠以崇祯皇帝上吊为标志的明王朝的灭亡，也凭吊仅仅存在43天的大顺朝的垮台；而吴晗谈论的却是三百年前崇祯朝倒台之后南明小朝廷的历史教训。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开篇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

接着，作者历数三百年前触目惊心的史实：其一，在清兵入关南下之时，偏安南京的南明小朝廷面临覆巢危机，但弘光帝却在粉饰升平，兴建宫室，莺歌燕舞，花天酒地；其二，在朝廷即将覆亡之际，权臣马士英独擅朝权，排斥异己，宁可“亡国于外族，不肯屈意于私争”；其三，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大权在握的阮大铖不是厉兵秣马，构筑工事，协和将帅，反而提出分别邪正的政策，摈斥搜捕异己；其四，在外族铁蹄蹂躏河朔、国破民散之际，拥兵数十万的左良玉却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坐观兴亡；其五，在前方民众被焚掠屠杀、辗转流离之际，后方城乡的豪商富贾、文人墨士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芸芸众生皆及时行乐，坐以待毙等等。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三百年前的南明小朝廷，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士人，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子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因而，个人与社会的腐化，宣告了小朝廷的灭亡。

最后，以“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结尾。

如果对照四十年代中期的国统区，偏安重庆的“蒋家王朝”的当权者们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关头，国家民族面临沦亡之际，还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还在拥兵自重，争权夺利，排斥异己；权贵、将军、商贾、文士们，还在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同偏安南京的南明小王朝何其相似！在此，吴晗提醒人们“历史是面镜子”，要用三百年前的南明小朝廷这面镜子，来照照国民政府的统治。可以说，此文充分发挥了以史为鉴的作用。

三

相较而言，《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通过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史实来影射、类比蒋家王朝，其有感而发、针砭时弊的意图比《甲申三百年祭》更加明显。而且，前者以相当于后者十分之一的篇幅，于沉稳的行文中寄义愤之情，于说古论史中含讽今之理，是一篇典型的“投枪”式的历史杂文。但是前者却远远不如后者的影响力大。首先，吴晗没有郭沫若那么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况且署名吴子直；其次，《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前，《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刊登在后；再次，最关键的是昆明的《正义报·新论衡周刊》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刊物，而重庆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机关报，且《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有背后的深层原因。

国民党宣传机构果然对郭沫若的文章反应激烈。1944年3月24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进入4月,《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对于国民党的攻击，郭沫若辩称《甲申三百年祭》“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中央日报》的社论是“无理取闹的攻击”。陶希圣后来回忆说：“那篇社论的火气很大。郭沫若一度大起恐慌，以为国民政府就要惩治他。但是我们政府决不兴文字狱。我们只是唤起一般读者对政治阴谋提高警觉而已。”看来，陶希圣对自己的这篇文章很满意。

1944年3月24日，陶希圣在《中央日报》（重庆版）第2版上发表社论《纠正一种思想》。

国民党的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呢？毕竟表面上看，《甲申三百年祭》只是发表在《新华日报》第4版副刊上的文艺类文章，确实如郭沫若所说“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同时，郭沫若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并非一味地称颂，反而认为，“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也就是说，农民起义也改变不了成王败寇的结局，跳不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率。而且，如果要说文章“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那李自成的失败是否也影射了共产党的最终命运？

但实际上，陶希圣并没有这样的“君子之心”，反而似乎觉察到，这是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舆论反击。

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陶希圣执笔）一书公开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在书中，陶希圣还搬出明王朝灭亡的事例，来为蒋介石的独裁理论作论证，书中写道：“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300年的明王朝，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言外之意是，思想分歧和党派倾轧导致了民心涣散、流寇横行，正是流寇与外族的内外交侵导致明朝覆灭。因此，必须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制度，既要攘外更要安内。

这样的观点，当然不被《甲申三百年祭》所认同。于是，该文引发朝野震动。中共除了在《新华日报》上发3篇声援文章，4月15日《群众》杂志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王朝灭亡的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等4篇文章，恰好与《甲申三百年祭》相呼应。另一方面，在郭文发表后的半年时间里，国民党方面发表了14篇批驳文章，包括“以《中国之命运》为‘思想明灯’”的《中央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以及唯两篇社论马首是瞻的其他载体发表的12篇文章。

但国共双方并没有正面交锋。中共既没有刊发对郭文正面评价的文章，也没有针对国民党的批驳文章进行反驳，这一招十分高明。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该文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反思启发了正在领导整风运动的毛泽东。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学习和时局》讲演说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而且，通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注释中的说明——“该文是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可知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而非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亦非李岩的悲剧所在，尽管这些内容占了《甲申三百年祭》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

4月18日至19日，《解放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5月，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随后，各解放区迅速印制单行本，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力宣传与积极学习。可见，此文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意义。

4月18日至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图为18日第4版。

这倒是让郭沫若始料未及的。因为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给中共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郭文尽管扭转了以往史籍对农民起义的诬蔑，但也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行了尖锐批评。中共不仅没有看成是影射其为落败的“流寇”，反而将郭文作为鉴戒之文件号召全党进行学习，这样的气度可谓恢弘。相较而言，国民党就显得反应过度了。两相比较，高下立判。甚至可以说，后来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甲申三百年祭》信函往来的“甲申对”，不仅意在加强中共党的自我革命，而且为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中共有了自我革命的勇气，才有走民主道路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为了加强中共的自我革命和党的建设，也是中共为将来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起引领作用做必要的准备。

《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当然也包含通过总结明王朝的灭亡教训，给国民党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结果引来国民党方面的激烈批评。倒是中共以此为镜，认为此文提醒了共产党在胜利过后不要骄傲自满。吴晗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提醒人们“历史是面镜子”，要用三百年前的南明小朝廷这面镜子，来照照国民政府的统治。可惜国民党似乎无动于衷。可见，前者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后者。

前面说过，无论是《甲申三百年祭》还是《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都是在民主宪政运动的大背景下酝酿而成的。作为民盟成员的吴晗积极参加运动自不用说，而《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及发表是有事先的谋划和安排的这不假，但是这样的安排既是为了反击国民党的舆论，也是为了支持民主宪政运动。当时中共及民主人士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的政治活动。

我们不妨看看《新华日报》在1944年3月份发表的有关文章吧。3月7日第2版社论《再对民主的问题提点意见》，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主主义，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和纲领实行起来，才有民主政治。12日第2版社论《循着中山先生的道路前进——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以及《国父逝世十九周年，蒋主席昨晚发表广播演说》《今天国父逝世纪念，延安开群众大会》，第3版专论《努力创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孙中山先生忌辰纪念而作》，第4版《孙中山、林肯和列宁——论中山先生的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等，借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之机，针对蒋介石广播演说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那一套“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说辞，针锋相对地指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应该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的标准；七年来，陕甘宁边区人民就彻底实现了国父手订的三民主义政纲；实际上，孙中山的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与林肯、列宁的民主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也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衣钵，全国人民要沿着孙中山指引的道路，努力创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13日第2版社论《告慰国父——敌后怎样实行国父遗教》，《蒋主席向美民众发表广播词》《国父逝世十九周年纪念 孙夫人对美广播》，以及14日第2版社论《孙夫人对美广播》，同样是针对蒋介石的广播，号召真正实行国父遗教，遵循三民主义纲领，争取民主自由。15日第2版社论《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指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在战争中用血凝固起来了，中美两国友谊合作的增进，是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也得益于美国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行动的崇高信念。17日第3版友声栏目文章《宪政的基石是实现民主》针对正在热烈讨论的“五五宪草”，指出应该现有了民权，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才能实现宪政，宪法才不会落空。26日第3版潘梓年撰写的专论《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从学术自由谈到思想自由，并认为这是民主国家应有之义。30日第2版社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强调，“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英美民主政治的两大精华，也是人类共同的宝贝。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时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策略，就是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并强调其民主本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也是如此告诫领导干部们的。

总之，无论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是吴晗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既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已经覆灭三百年的明王朝和大顺政权，也不是仅仅满足于揭示明王朝、大顺政权和南明小朝廷的腐败政治、不得人心，而是如吴晗所提醒的，“历史是一面镜子”，要用这面镜子来照照蒋家王朝。

其实，如果真以此为镜的话，也许还可以隐隐看出，郭沫若试图通过对李岩这一悲剧人物的描写，对时代剧变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忧。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