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路线（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比较正式的提法，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最初见于1946年6月22日张东荪发表的文章《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但是，张东荪中间路线观点的缘起，则要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

一

五四运动时期，既有“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主义”与“主义”之争。相较而言，更为世人熟知的是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而不是梁启超、张东荪一方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方关于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论战。甚而言之，了解张东荪与傅斯年关于新旧思想论争的，更是寥寥无几。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张东荪在上海继续主持《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将《学灯》办成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晨报》副刊并称的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9月1日，他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后更名为《改造》），发表《第三种文明》《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等文，本着顺应世界思想发展趋势的要求，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笔者注：此处及以下相关内容，均参见左玉河编著《张东荪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

1919年1月1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世界共同之一问题》一文，认为列宁奉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社会主义，或称之为“过激主义”。如果照抄照搬这种“过激主义”，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不但不适合中国而且将会贻害无穷。但另一方面，在此世界大潮之下断然拒之或极力压抑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调和”，即“当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先行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于经济上得相安，于心理上得其平。然后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易言之，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张东荪提倡的这种稳健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排斥暴力革命的改良式的社会主义。后来民盟的中间路线主张也延续这一思想脉络。

同样是在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术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一样主张输入新思想，破坏旧思想。张东荪就此发表《新潮杂评》，一方面对该杂志输入新思想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则希望它不要像《新青年》那样破坏旧文化，而是站在中立、稳妥的立场，只做输入新思想的工作。这还是张东荪一贯秉持的“调和”的立场。随后数月，傅斯年与张东荪就此话题进行了难免带着情绪的意气之争。傅斯年先是在《新潮》1卷2期上发表《破坏》，对张东荪只输入不破坏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张东荪马上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时评《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进行回应；接着傅斯年又在《新潮》1卷3期上发表《答〈时事新报〉记者》，继续对张东荪进行驳斥，张东荪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就又发表了《不骂主义之胜利》，此后不再与傅斯年过多地纠缠。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新文化阵营内部激进派与稳健派的争论。张东荪强调的是，虽然新旧思想不可调和，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输入新思想，而不是整日忙于与旧思想论战。

张东荪从论战中抽身而退之后，一方面忙于宣传稳健的社会主义，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和《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建议游欧的梁启超、张君劢等注意研究欧洲社会主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在《学灯》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征文的启事，其征文内容包括赞成说、反对说和译述三部分，也就是说，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既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还可以只译介不评论。同时，他认为，其一，社会主义是因为对个人主义的怀疑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又是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而提出的；其二，各种主义的积极主张虽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其消极方面（怀疑的立场）的理由更有价值，怀疑才是政治进化的要素。因此，张东荪断言，“这现在的中国大可名为‘怀疑时代’了。”

就是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怀疑时代”背景下，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这次张东荪并没有加入论战之中，因为在他看来，同为新文化阵营中的胡适与李大钊所争论的“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他在9月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的创刊“宣言”中指出，属于第二种人类文明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进入第三种文明时期，即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期。当前紧要的事情，一是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二是讨论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造做准备。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筹备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邀请张东荪参与，但张认为中国远不具备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不赞同立即成立共产党因而退出。1920年11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各地讲演后回到上海，发表文章赞同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的观点，当务之急不是空谈主义而是发展实业，从而引发论战。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马上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实际上，张东荪、梁启超是主张暂不实行社会主义，先根据中国国情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条件成熟后再走稳健的社会主义道路，即走社会改良的路线；而陈独秀、李大钊等则认为可以照搬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不但反对暂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反对改良式的社会主义，直接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通过关于“主义”的论战及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张东荪初步形成了走社会改良道路的中间路线观点。

二

回过头来看，发生在同属新文化阵营之中的这一场“主义”与“主义”之争，以及之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存在所谓的胜负立判的结局。就以“问题”与“主义”之争为例，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至于“主义”与“主义”之争，张东荪、梁启超所赞同的罗素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而且罗素“既为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又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体制”，张东荪认为“资本主义是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而陈独秀、李大钊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的批判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而且，张东荪和陈独秀这两位各自阵营的主将到了论战的尾声，也开始进行了反思。1922年4月10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共产派及其反对者的忠告》中写道：“我们虽则不赞成共产主义，并且对于一切共产主义的运动也都不赞成。不过只有一点是我们所赞成的，就是划定一个区域去试验一试验。”“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是不赞成共产主义，我是信服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一人，不过我以为基尔特主义在中国要实现为期更远，第一步须为原理的宣传，这种宣传是很平和的，第二步是择业试验，也和共产主义的必须择地试验差不多。”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论战之后，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国情问题的研究，关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思考如何在中国进行具体的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在1922年9月致函张东荪中说：“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不知先生对此方法有所怀疑否？……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弟万分怀疑……”而张东荪的答复函既有赞同又有反思还有商榷：“先生树起‘打倒军阀割据’与‘抵抗帝国主义’两面大旗，标明‘平和’‘统一’‘自由’‘独立’四个真义，实在与我的私见相合。我亦感到现在人们对于中国的病症没有看得十分明白。所以开出来的药方是不很对症。先生反对联省自治，有许多地方是我所同意的。……先生的国家社会主义以我的真正民治主义为前提，先生何以对于民治主义反有怀疑呢？先生所虑一层，却也不错……据我冷眼观察，将来必定是军阀没有打倒，而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先打得头破血淋。中国的事情大抵如此。先生说民治主义未能完全实现，我也有此忧虑。”（参见陈独秀、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学灯》1922年9月17日）

从陈、张二人的来往信函中可看出，他们的分歧仍在，但随着交流的深入，共识逐渐增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打倒军阀割据”与“抵抗帝国主义”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建立民治主义政制、解决产业问题、发展中国实业的目标上也是一致的，只是对如何实现、能否完全实现等方面存在分歧。这就是双方主将反思的成果，确实不存在论战双方孰胜孰败、有你无我的结局。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

进而言之，中共“二大”纲领的制定、相关决议案的通过，某种程度上也吸收了此次论战的理论成果。比如中共“二大”根据当时的国情，首次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手段建立劳农专政，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通过的 9 个决议案包括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正式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确立。中共“二大”也被视为中共的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它突破了中共“一大”“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策略，作出了联合和援助民主派、共同对敌展开斗争的政治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还对梁漱溟的文化观进行了批评。1922年1月，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比较了三种文化后认为，西方文化弊端明显，人类文化将“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观点立即得到了之前一直怀疑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的赞同。3月19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他自己“输入”论的文化观出发进行批驳。张东荪的核心观点是，正因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文化”，所以中国学习和借鉴这种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乃是吸收人类公（共）同的东西”。这是五四时期张东荪对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此前的1919年10月，张东荪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突变与渐变》《答章行严君》等文章，批评章士钊的新旧思想调和论。他认为新旧思想的真正调和是双方融合变成另外一种新思想，而章士钊的“调和”是指人为的调停，实际上阻挡了新思想的传播和西方文明的输入。后来对梁漱溟的批评，则是其“输入”论文化观的系统展开。

1923年，结束了与陈独秀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之后，张东荪又参加了张君劢与丁文江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核心论题是，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张君劢抛出此问题并作出否定的回答，目的是要批评“科学万能”论。但在丁文江、胡适等科学派看来，这种批评只会阻碍在弥漫着愚昧落后气息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信仰，因而发表文章反驳。张东荪则打抱不平，一方面在主持的《学灯》上刊载梁启超、张君劢、孙伏园等人的文章，站在张君劢一边对丁文江的观点进行辩驳，推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另一方面，除为梁启超、孙伏园的文章加按语，批评丁文江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赞同界定基本术语避免混战以外，还撰写《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一文，再次一针见血地认为丁文江对科学的真正性质没有说明白。

通过对关于“主义”论战的反思，张东荪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明确与共产党人在“打倒军阀割据”与“抵抗帝国主义”，在建立民治主义政制、发展实业上的共识；通过参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张东荪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及科学观，并坚持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而丰富了自己的中间路线观点。

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由于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研究系一贯反对国民党，被国民党视为进步党的“余孽”，张东荪也被视为“学阀”受到通缉。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梁启超逝世后，组织新党的遗愿就由张君劢和张东荪来实现了。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张东荪与在海外的张君劢积极酝酿组党事宜。

1931年8月，经张东荪介绍，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邀请张君劢回国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天，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础性核心概念“物质”“物质之变化”提出了诘难，揭开了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序幕。

《再生》杂志创刊号发表张东荪执笔起草并经张君劢、胡石青审定的《我们所要说的话》

1932年4月16日，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发起组织“再生社”，创办《再生》杂志。5月20日，《再生》杂志创刊号发表由张东荪执笔起草并经张君劢、胡石青等审定的《我们所要说的话》。文章首先消除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误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其次，调和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行“混合经济”；再次，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渐进式改良。这套名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既反映了张东荪的政治思想，又是国家社会党的政治宣言，表明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愿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企图走一条折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但国社党在坚持民主政治的同时，又有认同极权主义的倾向。

张东荪后来回忆说：“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当时张君劢先生曾与我明白相约，说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参见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国社党成立后，为了更进一步地宣传“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张东荪同时对国共两党的支柱性理论进行抨击。1932年6月20日，张东荪在《再生》1卷2期上发表《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除了对唯物史观进行批评外，着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依据即所谓的“训政”理论进行批驳。7月20日，在《再生》1卷3期上发表《党的问题》，继续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进行抨击，并给国民党开出了“药方”：第一，以抗日的名义统一国民党，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第二，放弃排斥异己的政策，实现各党派联合抗日；第三，必须把国家的制度与党的组织区分开来，不能“以党代国”；第四，必须放弃“世界革命”理论，进行民族革命。实际上，这既是给国民党指出了一条出路，也为中共日后提出的《八一宣言》乃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如果说张东荪对中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理论上，比如说《再生》1卷4期发表张东荪的《阶级问题》，批评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观点；那么，对国民党的猛烈抨击则主要针对其行动。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后，张东荪又在《再生》杂志上陆续发表《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内的宪政论》，持续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对日妥协政策。在张东荪看来，所谓的专政只是在运用层面上，不能在法律上加以规定，而“修正的民主政治”是超越民主与独裁的第三条道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来自苏联，但却与苏联的一党专政不同——苏联的理由尚可自圆其说，而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则是自欺欺人的，实行宪政的真正障碍就在于国民党。

此后的1933年至1935年，张东荪既发表《教训》《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对日绥靖政策，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反对国民党实行伪宪政，真正还政于民。同时，又发表《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等文章，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并出版，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张东荪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哲学”，他声称“辩证法唯物论只是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而不是哲学”。

1936年2月7日，张东荪在《自由评论》10期上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此后又发表文章，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批评和建议，同时开始了与中共进行秘密联系的活动。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就《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193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成立由各党派、各抗日团体和社会贤达组成的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罗隆基、梁实秋等国社党代表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4月13日，张君劢以国社党代表名义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放弃以往的政见和恩怨，拥护国民政府，一致对外，共赴国难。蒋、汪回函表示欢迎，并承认国社党的合法性存在。实际上，虽然中共一直强调“国共合作”，国社党等在野党派也提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但国民党一直认为，《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要求全国抗战力量（包括各党派、各抗日团体和全国人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共同抗日。

此时，对中共的态度已发生转变的张东荪也一再表示非同中共合作不能坚持抗战的观点。5月，张东荪开始介绍叶笃义同中共地下党员联系。是年夏天，张东荪在武汉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就抗日问题进行会谈，气氛融洽。同时，张东荪也注意到国共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2月16日，张君劢在《再生》10期上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引起轩然大波，并招致中共的严厉批判。张东荪于是让人转告张君劢，不要过分批评共产党，不能倒向国民党怀抱。罗隆基也认为要抗战就要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张君劢受到各方批评后，逐渐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张东荪对张君劢的劝告，是基于他逐渐成熟的走中间路线的主张。张东荪在武汉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就想借机会向国共两党领导人陈述自己“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想法，后来察觉到自己的意见很难被国民党当局接受而作罢。但又不甘心，于是在回到北平后，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的鼓励下，将自己的主张撰写成文章，誊抄三份后分别通过不同渠道送到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再生》杂志社手中。

有必要对这一阶段进行小结：首先，张东荪一方面通过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及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试图从理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方面他持续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训政理论，反对一党独裁，呼吁联合抗日、实施宪政。其次，张东荪与张君劢通过组织国家社会党，提出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这实际上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也可以说是张东荪中间路线观点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再次，张东荪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为实行“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前提，并将自己的主张分别知会国共两党领导人及通过媒体公之于众。

四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民盟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主要内容有：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反对暴力斗争；渐进于社会主义，消除阶级斗争；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反对一党垄断等等。将这一政纲与张东荪所持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观点（同时也是张君劢所审定的国社党政治宣言的体现）相对照，会发现基本的主张是一致的，这其实也不奇怪。

张君劢曾经说梁漱溟可以称为“民盟之父”，因为梁在解决党派问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及民盟等事情上四处奔走、出力最多，但其实张君劢在民盟的筹备成立过程中也功不可没，因而国社党的政治主张（也是二张的观点）被采纳也顺理成章。

被梁漱溟称为民盟发起之日的1940年12月24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不期而遇”于张君劢家中，筹备成立民盟组织。《黄炎培日记（第7卷）》的相关记载也多次提到黄炎培主要与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商讨筹备成立民盟组织事宜，皆可佐证梁漱溟、黄炎培、张君劢三人为筹备组织的核心人物。

早在192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就有组党计划。张君劢和李璜共同创办《新路》杂志时，虽然以青年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为由拒绝了李璜希望他加入青年党的邀请，但他赞同李璜提出的由梁启超出面担任党魁，将各种既反对共产党，也不满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力量加以整合的计划。（参见郑大华《张君劢》，群言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张君劢、张东荪发起成立的国社党也只是一个小党，直到民盟的成立才如愿以偿。

而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本就是走中间道路的改良派。所以民盟成立之初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反映了这些中间党派各自立场当中的政治共识。从这个角度看，张东荪对民盟的成立当然是乐见其成的。他远在沦陷区北平，既无法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又参与不了民盟的筹备成立事宜。直到1943年秋，张东荪才从来北平活动的张云川口中了解到民盟成立的情况。不过，由张东荪、张君劢确定的国社党的政治主张还是被吸收进民盟的政纲当中了。通过张云川，张东荪看到了民盟的“成立宣言”“对时局主张纲领”，同意加入民盟。1944年3月，叶笃义代表张东荪赴重庆，通过张君劢参加了民盟（张东荪因是国社党员，未办入盟手续即直接参加）。9月，在民盟全国代表会议上，张东荪被选为中常委。（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9月1日，张东荪在《正报》《发刊辞》中指出，抗战胜利是民主的胜利，今后中国应走上民主道路。9月12日，张东荪在《正报》上发表《国民大会与联合政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

10月1日至12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园召开。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要“梳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并系统阐述“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思想，其核心内容为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这与张东荪主张的中间路线相当接近。10月18日至11月1日，张东荪在《正报》上连载《一个提供大家参考的建国方案》，完善之前“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11月25日，张东荪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12月，左舜生的民盟秘书处主任一职被解除，由张东荪代理。

1946年1月6日，参加政协会议的五方代表（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无党派）围绕着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国家化、国民大会、宪法修改原则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民盟代表团按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民主建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由于张东荪之前为了完善了他自己“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而提出了“建国方案”，因此他也为民盟主张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在政协会议上，民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在军事问题组，张东荪为小组召集人。张、梁二人秉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这是民盟成立以来一贯的政治主张。在政协会议所讨论的五项议题中，最重要、争论最激烈的还是军事问题。政协会议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事问题。国民党坚持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梁漱溟则代表民盟提出应首先考虑政治民主化，然后再讨论军队国家化，得到了除国民党代表外其他代表的赞同。周恩来在会上重申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但作了让步，强调必须两者同时并进。民盟支持中共的立场，张澜、沈钧儒、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提出《关于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梁漱溟对提案作了说明，实际上要求先改组政府，后整编军队，也就是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国民党与中共在此问题上分歧严重，最后勉强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上的协议》，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留下了日后内战再起的后患。

在国民党和中共都做出了较大让步的基础上，政协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基本上体现了中共和民主人士的要求，尤其是反映了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包括青年党）的政治要求。政协决议就是民盟走中间路线政治主张的成果，也是张东荪等民盟代表的共同诉求，因此他在政协协议通过后就强调：“现在对于政协会的要求就是希望兑现的问题。”（参见《新华日报》1946年2月7日版）

会议期间，国民党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民盟代表，也包括国社党领袖张君劢和张东荪，但张东荪不为所动。

《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后来发表在1946年6月22日出版的《再生》第118期

1946年5月，他在天津青年会做《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正式提出走中间路线的主张（该文后来发表在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张东荪提出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与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所表述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也与政协路线相一致。张东荪将自己的观点与民盟的政治主张相融合并进行理论化、系统化。

1946年10月，国民党一意孤行违背政协决议，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张东荪飞往上海劝阻张君劢及民社党参加。张东荪在这场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甚至与张君劢“割席断交”，并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这既是对民盟盟章的遵守，对民盟政治主张的坚持，也是对政协路线的贯彻落实，更是对他所提出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践行。

1947年1月，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重申民盟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依据“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政纲，坚持走政协路线，坚持“反对内战，恢复和平”，这与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主张吻合。张东荪在会上当选秘书处主任后，赴南京会晤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为调和国共冲突进行斡旋。直至和谈破裂，张东荪仍不放弃调解的希望。

调解失败后，回到北平的张东荪看到了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的《中间派的政治主张》，将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发展成“中间派的政治主张”，简称“中间路线”，不禁郁闷全消、文兴大发，连写《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三文，进一步阐述中间路线，仍然将和平民主寄望于美国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虽然他声明文责自负，“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但实际上，张东荪此时所倡导的中间路线，是重申走政协路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正是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的政治主张和纲领。

五

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之后第三种势力趋于瓦解，张东荪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思路，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中间路线的主张。

1948年1月，张东荪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参见《观察》3卷23期）中提出实行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欧式“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仍是调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樊弘则在4月发表《只有两条路》（参见《观察》4卷7期）对张进行了严厉批评：“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是反动的路，二是革命的路），更没有第三条路”。4月27日，毛泽东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信，指示他转告张东荪等人参加筹备新政协。7月，张东荪出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目的一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在具备实施条件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张东荪中间路线主张的重大转变，明显左倾的他试图“旧瓶装新酒”。他所阐述的“新型民主”主张，改变了以往对于革命的认识和看法，肯定革命的正当性、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说，张东荪所谓的“新型民主”的观点，表面上虽仍披着“中间路线”的外衣，仍没有放弃对中共理论的批评，但实质上已经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已经在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靠拢。这是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与时俱进”的一面。

张东荪撰写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另一方面，张东荪一边保持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系，一边继续对中共进行批评和劝告。张东荪的想法是，国民党已经没有挽救的希望，知识分子又不足为社会的中坚，已经没必要“劝说”他们，因此“劝说”的对象只针对即将有可能夺取政权的中共。7月20日，张东荪在《中建》半月刊3卷4期发表《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再次明确表达他所主张的“新型民主”的观点，同时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忠告：千万不要将“革命”变成“换朝代”。这一年秋天，得到了毛泽东邀请的张东荪仍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批评。10月10日，他在《论政治斗争》（参见《国讯》1卷1期）中虽改变了对“斗争”理论的看法，但不满意中共对包括民盟在内的民主人士的批评态度，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劝告中共不要将那些倾向于中共的民主人士作为斗争对象。这些批评和劝告，是建立在张东荪认为自己和中共已经有了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上。

1948年11月，致力于调和国共关系、促进和平早日实现的张东荪，以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做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1月，张东荪见到了毛泽东，赞同中共的一系列重大内政方针，但对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认同，主张应该走既不亲苏也不反美的中间路线。实际上，此时张东荪的中间路线观点尽管已经尽可能接近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但仍然强调“中国应该融合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铸造新型民主国家”，在外交上仍坚持走既不亲苏也不反美的中间路线。毛泽东对张东荪进行了委婉批评：“你张先生的新型民主不过是美国式民主”，“共产党希望，在新政协与新政府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不要建立反对派和中间路线”。当时一起参与交谈的雷洁琼的感受是：“毛主席的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费孝通回忆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他坦白地讲，一路的观感和在西柏坡的谈话，使他由衷地开始佩服共产党。（参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而张东荪的感受，据说是“非常失望”。

之所以失望，恐怕是因为之前张东荪抱的期望太大。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邀请张东荪等人参加筹备新政协之前，张东荪就与中共地下党联系紧密，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事实上成为了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1949年1月9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东荪是被毛泽东单独点名邀请去访问的民主人士。因此，张东荪是带着费孝通，以及从其他渠道受邀的雷洁琼夫妇一起去的西柏坡。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看，张东荪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也是最受重视的。因此，踌躇满志的张东荪以为西柏坡此行是当面向毛泽东进诤言的好时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张东荪一行的交谈，更多地是听健谈的毛泽东讲话，唯一能够对话的只有张东荪，费孝通、雷洁琼等更多地是做听众。没想到最终结果是“话不投机”，用张东荪的话说，这次去西柏坡和与毛泽东交谈“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之所以失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去西柏坡之前令张东荪大感意外的一件事。张东荪在出城参加傅作义与中共的谈判时，与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在他担任主委的民盟华北总支部当中，“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同志（即共产党员）”，这让张东荪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参见《民盟盟员思想情况材料》，1949年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张东荪回到北平后尽管情绪低落，但他仍与美国方面保持接触、“呼吁和平”，说明他仍不放弃其中间路线主张。实际上，自1946年美国政府推动政协会议召开以来，中国各中间党派的代表人物就与美国驻各地的外交官频繁接触。之后国共冲突加剧，美国就亦重视第三方面的作用。包括民盟响应中共号召，集体北上筹备开新政协的同时，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也和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转引自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张东荪从1949年初到1950年春与美国外交官之间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诱发了后来所谓的张东荪“叛国”案。1950年春，他希望通过“美国特务”王正伯（又名王志奇）与美国方面联络，从中间路线立场出发，调解中共与美国的冲突。

张东荪一直想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一方面拒绝中共给他的一些较优厚的待遇，表示除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职，不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并保留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另一方面不愿意发表歌功颂德的文章，试图保持自己“沉默的自由”。1951年国庆节前后，张东荪听到了王正伯被捕的消息，此时的他也把持不住了，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一致，他发表了一篇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文，极尽称颂与拥护之意。（参见张东荪《读了梁漱溟先生的文章谈谈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光明日报》1951年11月5日）1952年，张东荪在思想改造中多次检讨未能过关，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屈服，并因“叛国罪行”被民盟中央开除盟籍。

回顾张东荪中间路线观点的缘起与变化历程，有变与不变两面：不变的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向往；变化的，一是逐步有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放弃社会改良主张，二是因中共及民盟具体主张的变而变，如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联合政府、和平民主建国、召开新政协、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等。

在外人看来，一直主张走中间路线的张东荪是“执迷不悟”，但也许他内心深处自认为是“悟而执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