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国共两党恢复和谈、促进民主团结，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等六参政员飞往延安考察。这一天，《新华日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而发表的社论是《民主团结·走向胜利》。延安之行给六参政员留下了各自不同的印象，也使意外收获的“窑洞对”佳话流传至今。

一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于国民党拒绝中共和民盟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国共两党剑拔弩张。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和之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陷入紧张。这种紧张的局面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

据黄炎培在《延安五日记》中的记载：“延安的一行，发动于六月一日，我们七个人——我与褚辅成（慧僧）、冷遹（御秋）、王云五、傅斯年（孟真）、左舜生、章伯钧，公电延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参见黄炎培《延安归来》，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此处的“发动”应该是指“动议”。第二天（6月2日），褚辅成等七位参政员商定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黄炎培等人，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来延安。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其中王云五因病未成行）乘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

黄炎培的《延安归来》

关于延安之行的动机，黄炎培在《延安归来答客问》（参见黄炎培《延安归来》，以下相关内容出处相同）中就明确回答是“只愿促成国共商谈，希望造出和谐空气来。”具体而言：“我们六个人虽都在参政会，有相同的主张，但有各不相同的立场。褚先生是国民党老党员，左、章两先生各有他们所代表的党。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没有党，但傅先生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我和中间几位先生，还有些民主同盟的关系。可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正因为有相同的主张，才使得立场各不相同的他们联名发电。

进而言之，黄炎培在答客问中还披露了以下情况：

其一，是以个人名义去延安（左舜生也是如此说法，参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第531页）。虽然都有各种身份，比如，都是参政员，但并没有受参政会公推；冷、傅两先生也没有用去年的延安视察团团员的名义；大家都有不同政治身份，“褚先生是国民党老党员，左、章两先生各有他们所代表的党。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没有党，但傅先生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我和中间几位先生，还有些民主同盟的关系。”换言之，褚是国民党员，左属青年党，章属第三党；黄和冷所属“职教派”算是政团，而职教社只能算社团（教育事业组织），两者均不能算政党；黄、左、章、冷同属作为民主政团和民主人士联合组织的民盟（民盟也不算政党）；傅斯年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党派人士。需要注意的是，首先，黄炎培说他“没有党”，其实他参加过国社党；其次，民主建国会此时还在筹备当中，日后成立了也仍只是政治团体而不是政党。

其二，延安之行来自相同主张，相同主张源自抗战以来的共识。黄炎培说：“我向来这样主张，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先须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这是我抗战以来基本的一贯的主张”。1945年5月，在宪政实施协进会讨论“五五宪草”时，黄炎培提出宪草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得到褚辅成的赞同。据《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载：“5月21日，王若飞、冷御秋来，长谈。阅毛泽东中共七中全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5月25日，褚辅成就参政会邀餐，召集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王若飞、王世杰、邵力子、雷震，“提出恢复国共商谈办法，待询取蒋主席意旨”。

其三，褚辅成发起联名给延安发电，然后一起去面陈蒋介石，得蒋表态后，才商议形成致延安电稿。据《黄炎培日记（第9卷）》载：“（6月1日）午，蒋主席在其官邸邀餐，同被邀者褚慧僧、冷遹、傅斯年、王云五，陪席王雪艇（世杰）、邵力子、雷震。餐前座谈，为五月廿五日慧僧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商定由同人公电延安。蒋表示空空洞洞，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餐后辞出，到中央研究院会商，由傅孟真与余起草电稿。”“（6月2日）到嘉庐一号褚慧僧寓，共御秋、伯钧、舜生商定致延安电稿（褚辅成等七人联名，全文略）。”6日致电延安。18日王若飞告知复电已于16日发出，因近段中共召开七大，故答复稍迟，并先口述复电大意，即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但可以继续商谈。

其四，黄炎培等人收到复电后，经过数度商议形成主张，一起去面见蒋介石，得到首肯后才成行。22日黄炎培接到了延安于18日的复电（这是《延安归来》的说法，《黄炎培日记（第9卷）》则说是复电16日发出，21日收到），复电有三层意思：一是乐于恢复国共谈判；二是欢迎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三是已决定不参加7月份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七人于是作数度深切的研究，考虑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主张。首先，他们一致认定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依据是“蒋主席3月1日演词，和毛先生论联合政府文”。其次，他们一致认为在没有恢复和谈之前，国民党执意召开国民大会是弊大于利，因此形成了一致的两点主张：一是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是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展缓些。（这是《延安归来》的说法，《黄炎培日记（第9卷）》则记载，26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七人商定三条意见：一是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是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是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该意见由左舜生起草，交由邵力子代陈蒋介石，俟同意后偕赴延安。）按黄炎培《延安归来答客问》的说法：“主意既定，共同去见蒋主席。主席很希望我们到延安去一趟。并在我们充分说明一致的主张之后，以伟大的、恳切且坦白的精神，答复我们：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这才有了延安之行。有意思的是，左舜生在《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还提到，沈钧儒、张申府“很热烈地要求同去，因为没有得着某方面的同意，也没有去成。”此说法存疑。

二

关于延安之行，实际上一年前（1944年）国民参政会就有此动议。当然，对于去年冷、傅两先生曾被推为国民参政会赴延安视察团成员一事，黄炎培没有细说。1944年9月21日，《新华日报》（重庆版）曾在第二版刊登一条简讯称，林祖涵、董必武对记者表示：他们两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欢迎参政会参政员王云五、胡霖、冷遹、陶孟和、傅斯年五先生到延安去。但最终未能成行。

对于有传言说，王云五后因不看好此次北行，最终托病不去，目前没有太多证据。黄炎培在事后补记的《延安五日记》（参见黄炎培《延安归来》）中写道：“（七月一日晨）小汽车到九龙坡机场，得王云五信，昨夜忽感寒热，体温高到一零三度（此处指103°F，约39.4°C），医生力阻出门，结果我和褚、冷、傅、左、章六人同行。”并在《延安去》一诗中又提及此事。

至于说黄炎培等人的延安之行曾遭到多方阻挠，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一是民盟内部确实存在不同意见，二是国民党方面曾经劝阻黄炎培等人放弃延安之行。

首先，民盟内部确实存在不同意见，以‌罗隆基‌为首的‌民盟云南省支部‌对包括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在内的七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公开表示不满‌。‌罗隆基等人反对的理由是认为黄炎培等人去延安，会被外界视为代表中间势力去劝说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和之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充当说客，从而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损害民盟作为第三方的独立立场。他们说本来咱们应该和中共站在一起要压迫蒋介石在实施民主上让步，可你们却要去延安给老蒋当说客。6月28日，他们让常任侠带了一封信到重庆，当面劝阻黄炎培等人不要给蒋介石当说客。黄炎培回答说：“我们不是和事佬，我们是有主张的。”

事实也是如此，6月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17日）但同时在18日给七位参政员的复信中说：“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复信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并表现出愿意回复和谈的姿态，从而才直接促成了延安之行。也就是说，其一，是延安主动邀请，而非黄炎培等人主动提出；其二，中共是为了促成召开党派会议而愿意商谈；其三，黄炎培等人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劝说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因此在26日商定了三条意见，并待蒋介石“同意后偕赴延安”。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第1版

其次，国民党方面曾经劝阻黄炎培等人放弃延安之行。黄炎培等人在26日商定了三条意见，将信函交由邵力子代陈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函件之后，未置可否即交王世杰、邵力子将其退还。王世杰不明所以，于是诡称七参政员的意见太偏袒中共，压迫国民党，故未给蒋看。但他们同时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说明当天下午蒋将会亲自接见他们。（参见《若飞致毛、周电》，1945年6月30日）这一天中午，即在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之前，赫尔利也急忙约七人谈话，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试图通过七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他同时承认联合政府是个很好的办法，说国共两党都是一党专政，如中共也同意多党政府，那将很有意思。（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2010年6月第1版）这实际上增加了黄炎培说服蒋介石同意延安之行的信心。

关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据《黄炎培日记（第9卷）》载：“（27日）褚慧僧、冷御秋、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含黄炎培），再聚于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邵力子亦到。世杰力言，昨函如送领袖，必大遭怫怒，众意如此，延安行作罢是了。十时，七人同访美大使赫尔利，谈一小时半，表示以后只须双方愿意他参加，他还可以如前努力。辞出后，七人会商，准备散伙，余不以为然，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撞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力主下午见蒋主席，面陈函中意，而暂不递函。下午十六时半，七人见蒋主席，雪艇、力子陪坐。慧僧代表述公意：（一）政府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问题交政治会议解决。蒋答“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国民大会问题，倘以国民党员在参政会居多数，而借此解决问题，国民党不该做，也不做的。遂决定去延安，七月一日行。”“（28日）常任侠自昆明来，长谈，代表同盟述状况及意见。”

由此我们也可知：其一，黄炎培力主面见蒋介石时做其工作；其二，劝阻七参政员放弃延安之行的只是王世杰等人，通过妄自“揣摩上意”却用“众意如此”来劝阻黄炎培等人，并非蒋介石的意思；其三，由褚辅成代表大家述说公意时，省略了第三点（即“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想必是众人会商后，为了尽可能不激怒蒋介石而作出的决定，目的也是为了争取蒋介石同意延安之行；其四，常任侠自昆明来与黄炎培见面，所谓“代表同盟述状况及意见”应该是指民盟云南支部的意见，而黄炎培应该也通过长谈做常的思想工作，以平息民盟内部的不同意见。

而且，蒋介石的态度及那一番回应，应该也使得黄炎培很受感动，以至于说“（蒋主席）以伟大的、恳切且坦白的精神，答复我们”云云。但他不知道的是，蒋介石在1945年1月3日，就因在报上看到黄炎培等新年贺词而在日记里破口大骂。

1945年1月1日《新华日报》第2版载有《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等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六十四人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今日发表于《国讯》及《新华日报》”。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报载黄炎培等元旦颂词，其幸灾乐祸，投机取巧，颠倒黑白，媚夷侮夏之汉奸心理，情见乎词，读之殊堪痛恶。”（参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时至6月27日，蒋介石却同意黄炎培等人的延安之行，并用一番诚恳的话语打动黄炎培，这一方面是源于此时国民党已经不可能单纯以武力遏制中共扩张，于是为了牵制中共，需要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贯彻年初制定的本年对内政策总方针（“竭力容忍，设法怀柔”）和对外政策总方针（“忍气吞声，负重致远”）。

三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参政员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乘坐美军提供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到机场迎接，并于7月2日晚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晚会。

1945年7月1日至5日，国民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到延安商谈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往机场迎接。

根据黄炎培《延安归来答客问》的概括：“我们来去统共只五天。在延安三天，每天总有半天，忙的是正式谈话。”“我们和毛先生等谈话，在三个半天中间合起来，倒有十来个钟点。第一天我们叙述来意，和充分说出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先生很表同意，还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第二天彼此交换意见，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到，时间也占得最长。第三天谈出结论来了。对于我们所主张的两点，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些他们的意见。总之这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做‘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因为大家对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这基本观念是一致的。”至于“有人关心到中共不参加参政会一点，我们对这点在延安并未提及。”由此看来，所谓“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的说法，纯属猜测。（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236页，2010年6月第1版）

根据黄炎培返回重庆后于7月21日至8月1日补记的《延安五日记》，对于三天的会谈，我们可以做如下梳理：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会客室会见六参政员，作陪的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先由褚辅成简略说明来意，接下来其他五人一一发言，认为团结是绝对有必要的，而商谈的门是没有关的。毛泽东顺着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这一点六参政员也是如此看法。这一天谈得很久，但均是六参政员述说来意，还没有进入交换意见阶段。晚餐后，接开欢迎晚会。同行的人推黄炎培致答词，黄于是简短说明来意，来延安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而努力；第二目的是想来延安看看。接着左舜生简单说明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经过，及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说中国需要团结，只有实行民主，才能保障团结。

7月3日，毛泽东等来续谈正题。当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己见，但不涉及辩论，尽可能让大家自由发表。最后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第二天公开阅看。

7月4日午后，黄炎培和冷遹两人同毛泽东长谈，黄炎培事后根据回忆记了下来，大致内容是毛泽东介绍中共走过的弯路及艰难历程，如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流毒；中共的政策如何发生转变（如减租减息）；中共愿意向老百姓学习等等。毛泽东还说：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毛泽东末了说：我并没有其他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黄炎培则对毛泽东强调实际知识等相关观点表示赞同，并说：我总觉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岐出的。

接着是在毛泽东家中的第三天的正式谈话。毛泽东分送六参政员各一份谈话记录。第一部分是中共和六参政员共同的意见，也就是六参政员来延安以前预定的主张。第二部分，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建议。毛泽东很充分明确地将这份建议一一作了说明。末了，毛泽东庄敬地起立嘱托六参政员归去时务须向蒋委员长多多感谢，并祝蒋委员长健康。正式谈话就此结束。

而关于“窑洞对”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记录在7月4日黄炎培、冷遹二人同毛泽东的谈话当中，反倒是出现在5日的日记中。黄炎培在补记了这一天的诸多事情并登机返回重庆的经过之后，对延安之行作了一段小结，说明“上文所记，也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所听到的是了。”然后才开始描述“窑洞对”：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黄炎培谈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一番话语，略）”然后“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接着是黄炎培的认同：“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最后，黄炎培用了三段话总结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一上来就说“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这已经是高度评价了；在夸奖中共的做法和精神的同时，认为“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路线倒是相同的”；还针对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的怀疑，建议怀疑者先好好研究中共的整风文献；结尾处是一句实实在在的“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

至于《黄炎培日记（第9卷）》所记的这三天的会谈，由于不是事后而是当天记下的，就一如既往地简要。但也有《延安五日记》没有提及的，也补充如下：

“（7月3日）午后十五时，毛主席等约来续谈，久候不至。傍晚乃知，伯钧、舜生二人被恩来邀往于毛长谈，致不及来。”“二十时，毛主席、周恩来、朱德、林祖涵来招待所，共我等六人，续谈结果：一、共同商定两点：（1）国民大会停止进行；（2）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提出各点：政治会议之组织；政治会议之性质；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由此可知，其一，本来安排在7月3日与黄、冷二人的长谈，改在了4日午后。而毛泽东与黄、冷二人的长谈也就只有这一次，更无与黄炎培单独的长谈。其二，中共与六参政员共同商定的两点，其实是六参政员带来延安的主张。

7月3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章伯钧、左舜生二人长谈，从早上9点多钟谈到大约下午5点。章伯均在会谈时着重声明说：“我过去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同党的关系。现在我虽然还不总部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但我要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抗战开始，我在重庆就向周恩来先生正式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各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参见民盟中央研究室编《民盟历史人物传》第188页，群言出版社2026年3月第1版）左舜生则轻描淡写地问道：“假定蒋先生约你去重庆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回答得很爽快，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

关于“窑洞对”,记载得比较详细的还有尚丁的《黄炎培》（群言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黄炎培和冷遹到家作客，促膝长谈一个下午。……毛主席问黄，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这些内容基本上是按照黄炎培《延安五日记》所记载的内容重新叙述一番，除了一点：将“窑洞对”的场景定在这次长谈之中。这其实是值得推敲的。

实际上，《黄炎培日记（第9卷）》并没有关于“窑洞对”的相关记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天所记的日记毕竟没有事后专门补记的《延安五日记》那么详细；而且，“窑洞对”更像是一次闲谈的结果。因为“窑洞对”并没有专门记录在《延安五日记》7月4日黄炎培、冷遹二人与毛泽东进行的唯一一次长谈当中，反倒是在5日的日记对几天的延安所见所闻小结后，才用讲故事的方式说“有一回……”，似乎不像是发生在4日的长谈中，更像是某一次闲聊时的一时兴起。但话说回来，既是谈“感想”，当然是到了快返程时才更有可能有感而发，所以有可能是3日、4日的某一次闲谈时，或者是5日的欢送午宴、机场送机时提及。总之，既然黄炎培以“有一回”的方式回忆起“窑洞对”，更像是发生在某次短暂的闲谈中，而不是我们臆想中的毛泽东单独与黄炎培在窑洞里彻夜长谈（毛泽东与傅斯年倒似乎是进行了彻夜长谈）。

既是闲谈，没有旁观者的佐证自然可以理解；虽是闲谈，却让黄炎培敏锐地意识到此话题的重大意义，因而在《延安五日记》的文末浓墨重彩一番，并顺势作了一番总结。可谓“豹尾”。

四

黄炎培他们从延安归来后，民盟第二天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黄炎培在7月6日的日记中记下：“下午十四时，出席民主同盟各区分部之欢迎会。”似乎是有意安排，直到7月7日，《新华日报》第2版才在中心位置以巨大标题刊登《褚黄冷傅左章六先生到延安时——中共中央热烈欢迎》的消息，并报道称“黄炎培左舜生周恩来致词，解放区和大后方民主领袖心心相照”（应该是指中共及民盟领导人均是民主领袖），明显将同版下方不显眼的《抗战八周年纪念日蒋主席对全国广播》挤出眼球以外。7月8日，《新华日报》第2版接着刊登《欢迎张黄左章冷六先生——民主同盟前日盛会》，是关于民盟重庆支部举行大会欢迎民盟主席张澜及由延安归来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的报道。其中写道：“黄、左两先生相继报告延安之行的观感，结论是印象很好，美不胜收……”

1945年7月8日，《新华日报》第2版刊登《欢迎张黄左章冷六先生——民主同盟前日盛会》。

黄炎培的感言确实是肺腑之言，这有《延安归来》可以印证。至于左舜生的观感，则应当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他将毛泽东视为宋公明之类的人物，“根本就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一个人物”，正在经历由“朱毛共称”到毛泽东独裁的过程；认为“他们办报纸的目的不是在多得消息，而是在藉报纸封锁消息，这可说是共产党的不治之症”。另一方面，他又从延安颇讲究卫生看出中共“志不在小”，从与彭德怀进行的类似“窑洞对”的问答中看到中共高级将领对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决心。总之，延安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给左舜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生活艰苦朴素，组织纪律严明。多年以后，他在讲述延安所见所闻时，尤其强调：“第一，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绝不是假的；第二，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我在当时的重庆一定要说出这个话，虽是有为而发，但确实也是当时当地中共所表现的事实。就到今天，我也还是相信：军人万能，不仅不会有所谓自由民主，压根儿也不会有所谓政治；从事党、政工作的人员，如果不能结束奢侈与浪漫的生活，中国更不会有实现清明政治的可能。”（参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第543页）左舜生这一番话，确实是实话实说。

可以说，延安之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曾经坚持反共立场的左舜生头脑当中的刻板印象。在这一点上，傅斯年虽是冷眼旁观，但想必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的他也有类似感受（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与左舜生差不多）。在与毛泽东单独长谈时，他把自己比作陈胜、吴广，把毛泽东和蒋介石比作刘邦、项羽，把五四运动比作大泽乡起义。言外之意就是，傅斯年等五四学生领袖是点燃第一把火的造反者，而中共和国民党则是后来争夺天下的农民起义军或者地方势力。

不管怎么说，延安之行既给六参政员留下了各自不同的深刻印象，又让他们带回了一份有助于推动民主团结的成果，那就是中共与六参政员在经历三次正式会谈后所形成的谈话记录。

这一份谈话记录当中的主要两点（即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并非是“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杨奎松语），而是六参政员带去延安的主张，经过与中共沟通而被中共接受，遂形成这样一份达成一定共识的谈话记录。可惜的是，这样一种结果是国民党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237页，2010年6月第1版）说白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也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所以不愿召开政治会议，以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因而才不愿放弃召开国民大会。

其实这样一份达成一定共识的谈话记录，总体来说，按照左舜生的说法是“无非就政治民主化，军事国家化这类原则上立言，既不实际，也不具体”，其中也就是主要两点（即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稍具操作性。饶是如此，“回到重庆以后，这份谈话记录，由褚慧僧很郑重的交给了蒋先生，可是并没有任何影响，既没有被驳回，也没有被采纳。但是从某一意义上看，我们这次的延安之行，究不失为后来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前奏。”（参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第534页）左舜生此话，一方面表明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从而对此谈话记录石沉大海毫不意外；另一方面，他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此次延安之行的意义。但左舜生怎么也不会想到，蒋介石早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就这么评价他：“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左舜生态度语气，彼已同共匪取一致行动，此种政客只有自私自利，而不顾国家民族之利益如何。彼等既经合流，则应另谋处理之道。”这与蒋之前对黄炎培的评价如出一辙。

另据黄炎培《延安归来答客问》披露：“六个人共同去见蒋主席，很坦白地据实报告，接下来就忙着参政会开大会了。”而《黄炎培日记（第9卷）》则记得稍微详细些：“（7月7日）下午十七时，见蒋主席，报告延安商谈结果，主席略有询问，末将带来之谈话记录交雪艇，令研究。”咋一看，似乎是六参政员见过蒋介石并汇报延安之行的情况后，才一起参加了四届一次参政会的开幕式。实际上，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傅斯年、冷遹等五人先是参加上午9时的开幕式，下午17时才和章伯钧去见蒋介石；而章伯钧则与中共参政员共进退，并不出席开幕式及之后的会议。

关于延安之行汇报一事，蒋介石在7日的日记里记有：“褚、冷等六参政员来谈与毛泽东洽商经过情形，至七时辞去。”蒋介石听了汇报，大受刺激，在接下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愤愤写道：“六参政员对共党魁毛泽东，皆极口称赞其组织与设施之能及其集权之大，甚至说其共党对农村一经组织之后，即放任不管，由其农村自加管制，而共党并不有人监制云，可知共匪宣传之巧妙矣，而政客之昏庸，竟如此也。”至于呈报给蒋的谈话记录，结局可想而知。

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的召开是以国民大会为议题，因此不仅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且民盟各级组织尤其是民盟云南省支部也表示反对。7月1日，民盟云南省支部联络有关民主人士，推动昆明文化界一百四十六人签名发出了由罗隆基、闻一多起草的《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要求废止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和联合政府。

五

7月7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开幕，中共八位参政员和民盟参政员、民盟主席张澜均未出席。张澜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表明立场，强调“吾国不能离开中共以言统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把中共和各党派对国民党坚持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合理批评指为“肆意攻击”。（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中国民主同盟史》，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在四届一次会议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黄炎培、左舜生等也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根据《黄炎培日记（第9卷）》所载可知：黄炎培先应张澜之邀，至特园长谈；接着与左舜生商定提交一份报告书至参政会主席团；黄炎培等延安行五人（不包括章伯钧）与王世杰、邵力子会商，然后将延安行报告提交主席团；到了14日上午，国民参政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专题，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发表书面声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并主张暂缓召开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大会的前提只能是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16日，黄炎培提交第二份意见书致国民大会问题审查会；17日，王云五、雷震请黄炎培、冷遹出席国民大会问题审查会并提出意见。”章伯钧则在场外声援。19日，章伯钧在《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谈话，劝告国民党当“应即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同时，青年党参政员虽然参加了讨论，但提出《请先实现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案》，也仍然坚持延安之行所取得的共识。

此外，一些参政员也支持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的意见。如在开幕式上，国民党参政员周炳琳作为公推的答词人言词率直，得罪了当局，以至在接下来的票选主席团人选环节，被王云五顶替（参见黄炎培日记。题外话：从王云五在此次参政会期间积极推动召开国民大会的举动看，托病不去延安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到了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今日参政会讨论国民大会案，周炳琳等又发反动言论，最为无耻可鄙。”周炳琳实际上呼应了黄炎培等人发表的书面声明。蒋介石接着在日记中继续发泄不满：“参政会中所谓青年党左舜生等，及王（黄）炎培等无耻政客，挟共党以自重，必使是非不明，邪正倒置，而后彼辈乃可混水摸鱼，从中取利，对国家之安危与国民之利害，则置若罔闻，以危为安，以利为害，此国家之所以大乱，而共匪之所以更形猖獗也。天下之可杀、可痛者，莫甚于政客也，其罪实甚于汉奸与叛匪矣。”15日，蒋介石写道：“左、王（黄）等参政员，借名共党反对召集国民大会，否则就是政府准备内战，制造分裂之口号，加以恫吓，而若辈即以此从中操纵，挟以自重，且以退席与声明为威胁，使参政会对国民大会不能有一个明确之决议。此等无耻政客，实为汉奸之不如，对于国家前途之安危存亡，毫不之顾，而惟以私人之近利是图，故不能不力辟缪说，促其警觉，特于本晚宴会时规正之。”（据黄炎培日记，蒋主席公宴是14日晚）20 日，蒋介石又骂周炳琳等国民党参政员：“今日参政会如期闭会，而本党党员之散漫零乱，不知志节与纪律为何物，尤以邱昌渭、周炳琳等为甚，痛恶极矣……”蒋对黄、左、周等人竟如此愤恨。

7月19日上午，国民参政会开会第十三天。王世杰对所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之审查报告作了说明之后，黄炎培登台说明对此报告表示赞同，并请大家破除成见，表示赞同。结果以起立赞成，一百八十七票对九票通过了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参见黄炎培19日的日记）由于是赞成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案通过了，于是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雪艇来谈本日参政会所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决议案，一如预定希望也，此则中共之又一失败，以各党派之不附和中共反对召开国民大会之主张也。”这与之前同意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去延安时的表态（“国民大会问题，倘以国民党员在参政会居多数，而借此解决问题，国民党不该做，也不做的”）相比，真是出尔反尔。

但黄炎培在日记中还写道：“（该审查报告）大意：会期意见不一，请政府酌定。代表问题请政府妥定办法，务使大会有极完满之代表性。宪法制定应即实施。大会召集前继续求取统一、团结，并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承认各政党。”而且国民党参政员钱端升、周炳琳还在20日的《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书面声明称：“对国民大会问题审查意见，有三点与多数未能一致。”表明不同的主张。

1945年7月20日，《新华日报》第2版发表国民党参政员钱端升、周炳琳的书面声明。

也就是说，不管蒋介石如何嫉恨黄炎培、左舜生等民盟领导人，国民党如何强力推动国民大会决议案，民盟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在会场内外的坚决斗争与中共的外围攻势内外结合，终于使国民党参政员在19日的会议上，未敢倚仗多数强行通过按期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改为“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由政府酌情决定”。这实际上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也是对延安之行成果的捍卫。

蒋介石当然不这样认为，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于23日中午设宴，同席有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延安五人（章伯钧未被邀）及张澜，餐后蒋介石说：此次参政会对国民大会问题圆满解决，继续努力。志得意满的蒋介石还不忘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道：“（中午）约宴参政会主席团及张澜等。张澜诚烂朽而不可救药，昏庸何一（以）至于此，犹不知其无耻也。”蒋的“两面人”做派可见一斑。

中共和民盟对于所取得的有限的胜利当然不满意。22日，针对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未能否定国民大会的召开，《解放日报》进一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评论，强调“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28日，民盟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为，重申必须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性的会议，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

这段时间，黄炎培一边忙着写《延安归来》，一边也马不停蹄地为落实延安之行所达成共识的两点主张而奔走。据《黄炎培日记（第9卷）》所载：7月24日，《延安归来答客问》脱稿。《延安五日记》完成三分之二，分别付《宪政》《国讯》发表。此两稿连同诗两首，并印专册，取名《延安归来》；25日，至鲜宅（特园）参加民盟中执会，议决10月初在成都开临时代表大会，并通过范朴斋起草的宣言稿；27日，黄炎培看到邵力子在报端谈“政府盼中共早派人来续商”，就电话问邵，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六参政员再发电向延安致意？邵回答说政府对各条件尚在考虑，如六人有意去电自佳；28日下午，至至鲜宅（特园）会商，中国民主同盟宣言（即《对时局宣言》）定稿；29日，分别致函褚、左、章、傅，估计是为是否再发电向延安致意而商议；30日，午后续写《延安五日记》；31日，从邵力子处得知，政府对中共愿继续商谈，但送来条件尚在考虑，对于11月2日召集国民大会，不至于坚决进行，但尚在求得两全办法。于是去告知褚辅成，即将飞昆明的褚辅成嘱咐黄炎培，如果为了制止国共冲突，或者邀请延安派人来继续商谈，可由黄代为签名。……8月21日中午，邵力子招餐于参政会，同席有张群、王世杰、张澜、王云五及去延安的五人（应该不含章伯钧），张群征求对中共问题的意见。黄炎培说：蒋主席仅发邀毛泽东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应该做到：言论解放、身体自由、取消特务、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合法，并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等等。如若不然，大好机会又失去了。

正是由于中共和民盟为了谋取全国民主和平的局面，为了推动中共与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达成共识的落实，一再呼吁，加上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被迫作出和平姿态，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可以说，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自延安之行带回的谈话记录所包含的两点主张（即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不仅是中共与六参政员的共识，而且是反映了具有不同立场的中共与民盟等各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主张。延安之行，不仅为后来的重庆谈判做了铺垫，而且“究不失为后来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前奏”（左舜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