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召开。20日，民社党提交参会名单。12月23日，民盟第十一次中常会召开，24日宣布开除民社党盟籍。这是民盟历史上经历的第二次分裂。

一

   而在此之前的4月28日，青年党就已经被开除盟籍了。民盟历史上的第一次分裂就是从青年党开始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党不宣而退盟在先，民盟再按程序“请其退盟”在后。

   青年党退盟的导火线虽然是由1946年政协会议代表名额引发的，但在此之前，青年党与民盟就有了疏离的前兆。1945年7月，青年党与民盟出现第一次意见相左，青年党背离民盟主流参加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与民盟出现了政治意义上的疏离。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则为青年党的退盟埋下了伏笔。

   在“特园”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救国会、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的盟员代表联手无党派盟员代表秘密协商，一起行动，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采取了非常措施限制青年党在盟内的派别活动。虽然在大会上张澜的讲话及代表的发言也多次强调团结，但难以消除青年党代表与其他代表的矛盾。该党在盟内的掌控权和话语权被极大地削弱了。同时，大会一是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和对当前时局的宣言，确立了民盟的领导中心；二是通过了修改过的组织规程，强化了纪律，巩固了盟的组织。这次大会，进一步促使民盟由当初的多个党派组成的联合组织向一个独立政党转变。

   实际上，在青年党脱离民盟之前，国民党早就极力拉拢。1945年9月26日（民盟一大召开前夕），蒋介石召见曾琦等人，“对青年党开诚直谈，甚望其能不为共党利用，而归入正途也”。他觉得“此时应提携青年党，使之诚服。以共党外围民主同盟之重心，彼已为共党所夺取也”。9月30日，他发现“青年党已站在我方，且全国民心已归中央，国民大会问题或可如期召开也”。10月10日，毛泽东约见曾琦，就民盟与青年党间的问题进行商谈，希望青年党与民盟的立场保持一致。但青年党受国民党拉拢，还是逐步脱离了民盟。

   1945年12月，政协会议前夕，青年党不宣而退盟。

   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原因之一是它以为有把握能操纵这个会议，其关键就在于民盟。但蒋介石终于发现民盟是不可能由他驱使的，于是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分裂民盟，不但把青年党拉下了水，还极力拉拢国社党的张君劢、张东荪以及罗隆基等。

   据亲历者回忆录记载：《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协会议，会议代表由“国共民”以及社会贤达四个方面人员组成，并没让青年党单独参加。为拉拢青年党，国民党与青年党事先策划，由左舜生出面突然发难，提出民盟9个代表名额青年党要占其中5席，并且要脱离民盟单独组团参会等主张，由此与盟内其他党派发生冲突。相当一部分盟领导提出将青年党籍盟员开除出盟。后来，民盟中常会采取一切会议都不通知具有青年党党籍的盟员参加的冷处理方式，事实上将青年党开除出盟了。（参见刘士明《听我讲那过去的事情：建国前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湖南日报》2022年6月16日版）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的政治立场是与民盟基本保持一致的。民盟与中共在政协会议上全面合作、密切配合，会议最终达成了不同程度上有利于和平、民主，确认国民政府必须改组为联合政府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其中，也有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不占民盟名额的青年党的一份贡献。比如，在斗争的焦点“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实质仍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中共代表就认为，“青年党提的提案上说的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

   有文献记载：“1946年4月28日，民盟举行中常会第七次会议，提出青年党投靠蒋介石政权，破坏盟纪，决议开除该党党员出盟”。又有记载：“ 根据《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青年党正式脱离民盟”。（转引自刘士明《听我讲那过去的事情：建国前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湖南日报》2022年6月16日版）

   但我们查阅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的《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在民盟中常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各项文件中，包括《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中国民主同盟国内外总支部组织规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规约》《中国民主同盟省市（特别市）支部组织规程》《中国民主同盟县市（普通市）分部组织规程》《中国民主同盟入盟办法》，却并没有看到专门针对青年党开除该党党员出盟的决议（同样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的《中国民主同盟史》，没有在正文记载民盟中常会第七次会议的召开，但是在“大事记”当中记录了会议的召开及通过的上述文件，也没有相关决议）。民盟中常会第七次会议一方面通过颁布上述文件，完成了从多个党派联合组织向一个独立政党的真正转变；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第九条，青年党因违背第四条第1款、第3款之规定，“经中常会议决后，得请其退盟”。

   而且，按照第十条的规定，本办法由中常会提经中全会议决后，“先行执行，俟第二节全国代表大会予以追认时，始为定议”。也就是说，此办法实际上既是对青年党退盟的事后追认，也是属于“先斩后奏”。而“请其退盟”的表述表明，基于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中的表现，民盟对其脱离还是采取好合好散的态度，面子上留有余地。

   张澜于1946年10月14日对时局发表谈话时就说道：“政协决议，是要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完成宪章，才能召开国大……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不仅我们，中共当然不参加，青年党亦不至参加……”（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1946年10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由此看来，就算青年党脱离了民盟，民盟对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不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保持一定的政治操守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

二

   但是，青年党再一次让民盟失望了。而且，民社党也步其后尘。

   根据政协决议，制宪国民大会原定于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纪念日）召开，但因为此时国共无法达成改组政府之协议，故中共和民盟拒绝提交名单，会议被迫延期。入夏之后，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就改组政府名额问题纠缠不让。中共坚持要求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40个委员名额中，与民盟合占14个名额，以便行使三分之一否决权。而国民党只同意给13个名额，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当天，蒋介石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反复调停均告失败，国共冲突愈来愈大的情况下，仅仅基于在战场上处于战略攻势，国民党就顺势宣布中共武装叛乱，单方面宣布结束训政时期，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时期结束、宪草修正完成后，始能召开。国民党在此时召开国民大会，是公然违背政协协议的程序。此举当然立即受到中共坚决反对。

   各政党于是围绕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又一次展开多方博弈。于是，有了10月14日张澜对时局发表的谈话。于是，有了国民党对第三方面许以高官厚禄的拉拢，希望第三方面代表全部参加国民大会。由于民盟在第三方面代表中占多数，民盟成为各方争取的重点。

   10月15日,国民党方面的雷震忽然带了孙科给张君劢的亲笔信到上海，请第三方面人士到南京去。国民党又要和谈了，蒋介石表示，只要第三方面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即使中共不交，他也下令停战。这分明是在拉拢第三方面（包括民盟及青年党等），以孤立中共。

   10月2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三方面的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张君劢、蒋匀田、李璜、左舜生、曾琦、陈启天、胡政之、郭沫若等21人赴南京。其实，国民党把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代表请到南京，“醉翁之意”不在和谈，而在于用停战的幌子对第三方面人士先利诱再威逼，不成就分散瓦解民盟。

   一开始，青年党发言人称“青年党是否参加国大，以民主同盟的态度为转移”；民社党发言人也称“民社党参加国大将与民主同盟取一致行动”。民盟在第三方面代表中占多数，中共十分重视民盟的态度。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民大会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希望民盟拒绝参加。（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史》，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11月11日晚，蒋介石特意宣布将会期延后三天，为民盟(包括民社党)、青年党等第三方面提交代表名单留足了时间。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同日，留在南京的民盟中央委员召开中委第十一次谈话会并作出决议：“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等当竭尽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当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前，暂不参加。”（参见《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秘书处紧急通告》（1946年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紧急通告》还披露：同日（即11日）晚间复接张主席表方由重庆给本他们留京政协代表电话，表示关于出席国大问题之意见，再三强调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等语。（参考文献同上）

   11月14日，民盟总部向各省市民盟组织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广泛宣传民盟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同日，张澜主席在重庆向记者发表谈话，代表民盟郑重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与中共一致行动，坚持必须在政协会议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民大会。

   这期间国民党既向民盟发出诱饵，又向民盟的个别领导人（如黄炎培等）提出了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大会的“条件”，但都遭到了拒绝。具体负责的是雷震。雷震属于国民党内的温和民主派，国民大会开幕前后，雷震负责协商青年党与民主同盟中的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孙科、雷震多次敦请张君劢率民社党出席国大，并通过其弟张嘉璈以家庭关系向其施压，但张君劢一直在摇摆，态度不明确，直到15日国民大会召开了，仍然没有提交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

   民盟内部同样在做张君劢的工作。据《朴斋日记》：“11月17日，民社党参加政府之传说愈觉有征，深为君劢惜之。约君劢晤谈欲劝阻之，恐见时匆匆不能尽词，乃复写一长函备面时交阅。词意极切直到晚始相晤，即书面交其阅看，似有赧赧之色。”范朴斋时任民盟主席张澜的主要助手，约张君劢晤谈欲劝阻之，应得民盟领导人授意。

   中共也在做工作。针对国民大会的召开，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最后一次告别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对民盟公开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这是八年抗战和一年谈判的成果。”

   第二天（17日），周恩来又特地于梅园新村17号设午宴招待民盟领导人以示感谢，并摄影留念。照片中的张君劢似乎心事重重、眉头不展。估计此时他虽仍在犹豫和摇摆之中但天平已然倾斜。

（图为11月17日，民盟领导人到南京梅园新村送别中共代表团时合影。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劢、王炳南。）

   张君劢作为民盟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他遵守民盟的基本政治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初他6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张君劢曾遭受过国民党的迫害，内心实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但张君劢在与中共合作时，但其政治态度并未如黄炎培那样逐渐左转，内心深处仍不希望同蒋介石决裂。

   国民大会召开之前，他反对在没有中共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但国民大会已经召开的第5天（19日）,张君劢却致信蒋介石 ,表示只要国民党答应“制宪” ,民社党就“有条件参加国大”(但张本人不参加 )。蒋介石回信允诺。张君劢遂提交名单。（另一说法是，19日蒋介石设晚宴款待张君劢，张在杯盏之中向蒋交出参加国民大会的名单。蒋大喜，命立即交由各大报纸发表。）民盟同仁对张君劢的这一政治大转弯的举动大惑不解乃至愤慨。毕竟会议已经开了5天，此时还提交名单无异于给国民党交投名状，对民盟是背信弃义。

   有学者分析认为，对于自由主义者张君劢来说，他同意民社党出席1946年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他之所以这样做，客观原因，一是民社党生态的困窘，二是国民党投其所好，百般拉拢；主观原因，一是他的充满矛盾的自由主义理念，二是他的“宪法之父”的“宪政情结”，三是他的人格的分裂与异化。（参见丁三青《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动因探微》，《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当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决定率民社党有条件参加国民大会时，他的想法是民社党虽然参加国民大会，但反对参加政府，希望以在野身份保持民社党的政治独立性。而且民社党仅占用原在民盟内部分配给民社党的40个名额，以盼民盟回心转意参加国大。他还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和他相交多年的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另外，罗隆基和张君劢都是国社党的创办人（国社党后来改为民社党），罗隆基此前早已退出国社党，并逐渐向共产党靠拢，而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参加了国民大会，倒向了国民党。

   实际上，11月15日国民大会是在中共及民盟(包括民社党)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并没有达到法定开会人数。11月20日，民社党终于提交名单参加大会，此时除中共和民盟代表外总人数已达到3/4法定开会人数，故大会暂留两党席位，照常举行。民社党此举无疑是给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雪中送炭”。会议期间有一个小插曲。据说在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诱骗蒙蔽下，九三学社的褚辅成与孟宪章出席了国民大会。九三学社在沪同志获悉后，立即致书褚、孟两人，说明九三学社不参加国民大会，褚、孟两人立即退席回沪。

   12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中常会，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24日，就在国民大会闭幕前一天，根据中常会授权，民盟秘书处向民社党发出信函，声称：“本盟中央常务会第11次会议决议，民主社会党违反政协，参加‘国大’，与本盟的政治主张显有出入。兹经本盟决议，认为民主社会党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但对于不主张参加‘国大’之民主社会党党员深表同情。至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信函依据的仍然是八个月前通过的《施行办法》第四条和第九条。这是民盟的第二次分裂。

   各大报纷纷刊出这一爆炸性消息。在国民大会尚在开会之际，公然将与会政党清退出盟，一方面体现了民盟领导不畏强权的胆略和勇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盟对民社党分裂行为的强烈愤慨。

   相较于青年党的逐渐脱离，民社党的突然翻脸是有些猝不及防。如果说，对于青年党一步步的分裂，民盟总部是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量身打造了清退文件，是属于事后补救；那么，此次中常会第11次会议作出决议发出信函和清退民社党，就是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及时切割。如果说，之前与不遵守组织规章、自行向政府交涉政治权益的青年党好合好散，是因为顾及第三方面的合作，毕竟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与民盟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那么，此次单独通过决议并公开发函开除民社党的盟籍，是一点情面也不讲了，是公开的决裂。

   因为，之前民盟中常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只是为“请退”不遵守组织规章、自行向政府交涉政治权益的青年党提供了依据，但并没有单独通过决议开除青年党盟籍，也没有单独就开除盟籍一事公开致函青年党。

三

   在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前夕拉拢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当中，并没有梁漱溟。因为此前因第三方面的和平调停失败，梁漱溟也辞去了民盟总部秘书处主任之职，于1946年11月6日离开南京返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为勉仁文学院)，并宣告远离现实政治。

   有意思的是，在梁漱溟印象中，“张君劢这个人很忠厚老实，可是张东荪呢，很巧，乃至油滑”。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张君劢倒向了国民党，张东荪则没有糊涂。更有意思的是，据《朴斋日记》载，11月17日范朴斋在给张君劢的那封劝阻函最后一段有言：“抑更有陈者，近日中共举措，诚足批评，其对梁、黄两先生之失礼，仆尤恶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此事恐怕与10月28日民盟提交调停国共内战的方案，事先没有和中共通气有关。

   实际上，梁漱溟辞去秘书处主任职务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在此次调停过程中犯了大错。由于他提出的停火方案对中共极为不利，又事先没和周恩来商量，结果惹周震怒。梁漱溟这才反思自己，因为政治上幼稚简单导致大错，遂当即向周公检讨。事后梁认为自己搞不了政治，乃决定退出和谈，并向民盟辞去秘书处主任职务。

   关于调停国共内战一事，可追溯到《双十协定》的签订。虽然“协定”签订了，但随后各地战端仍开。1945年12月，国共和美国方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意在调停军事冲突。此时国民党方面并未邀第三方面调停，但随着东北战事不断，民盟遂应马歇尔之邀于1946年4月22日参加东北问题的商谈，为和平奔走。实际上，在之前的政协会议上对东北问题是搁置另议，这为日后的国共内战埋下了隐患，也导致后来民盟针对国共内战和平调停的失败。

   10月11日，蒋介石一方面违背政协决议，没与中共和民盟协商，即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另一方面却又敦促民盟、青年党等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共关系。10日刚从南京到上海与周恩来长谈，劝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坐夜车于翌日清晨回到南京的梁漱溟闻此消息后，长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国共之间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但国民党方面却频频动作。10月15日国民党代表雷震从南京赶到上海，邀请留沪政协代表（包括中共代表）都到南京去，希望第三方面多多尽力调解，特别请民盟代表多向中共方面“劝驾”。同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南京把这一消息告诉梁漱溟等。梁漱溟长叹一声后，只得继续奔走斡旋。

   后来周恩来对黄炎培和罗隆基说：“我们共产党的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到南京来，不过我们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陪着来了。”（参见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转引自尚丁《黄炎培》，群言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梁漱溟后来也说：“正在盼望和平而有濒于绝望之时，南京方面又放出了由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早有认识，并做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愿有一线转机，‘死马当做活马治’，还真想把它治活呢！”（参见阎秉华、李渊庭编著，梁漱溟亲修《梁漱溟》，群言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此时美方已失去中共方面的信任，只得退居传话人地位，和平的担子就这么转到民盟而且主要落在梁漱溟等人肩上。但是梁漱溟太想把“死马”治好了，于是梁漱溟在情急之下与黄炎培、莫德惠匆忙拼凑出停战方案，大家看了竟没有发现问题，而且最要命的是，竟没有事先知会中共，就誊写三份签了字分送国共与美方。以至有了周恩来的那番痛心疾首的责骂和痛哭。周恩来更是责问梁漱溟，之前说好的事先互相通气呢，为何失信了？

   周恩来之所以责问梁漱溟失信，一是因为早在1946年旧政协会议上，中共就与民盟达成了一起共进退的君子协定；二是因为10月25日晚黄炎培还再次向周恩来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哪知道10月28日第三方面在没有告知中共的情况下，就将方案分送国、共、美三方了。而且这是一个对中共十分不利的方案。

   事已至此，如何收场？幸而青年党的李璜说文件还来得及找理由收回作废。周恩来这才怒气稍息。不多久，李璜领着黄炎培、罗隆基、莫德惠进了梅园，把方案原件交到周恩来手上。尽管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但周恩来并没有谅解的表示，梁漱溟也因此十分懊恼。

   此风波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但如果范朴斋是针对此事，在给张君劢的那封劝阻函最后一段说：“近日中共举措，诚足批评，其对梁、黄两先生之失礼，仆尤恶之。”似乎不太公允。毕竟，第三方面（主要是民盟）失信在前，周恩来发怒在后。就算周的一番责骂有失礼之处，也情有可原，不至于让范朴斋“尤恶之”；而且，当事人梁漱溟都心服口服承认错误了，估计参与者黄炎培也道歉了（毕竟，25日时是他再次提议互相通气、共同行动的），作为旁观者的范朴斋又何来“近日中共举措，诚足批评”的议论呢？恐怕另有原因。

   梁培恕在《但愿世界会更好——我的父亲梁漱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9月第1版）当中写道：“事后传闻，周恩来说：‘我现在才知道他是伪君子，真小人。’（也有人将这句话写成是毛泽东说的。）中共从动机上怀疑父亲始于此时，始于此事。”

   恐怕，范朴斋也是听到了这番传闻，才有上述“仆尤恶之”的议论。但问题是，此传闻是否属实呢？从梁漱溟日后对周恩来是“一个完人，无论是在公德方面、私德方面，都没有可以挑剔的”的评价，以及“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的评价来看（参见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梁不一定听到此传闻。就算梁听到过，无非两种反应：一是问心无愧、一笑置之，管它是真是假；二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纵然此传闻属实，也是因误会而生，或是伟人们一时之气的言语。但梁培恕是认可此传闻的真实性的，因而才有“中共从动机上怀疑父亲始于此时，始于此事”的判断。而且，将此判断与下述事实互证。梁培恕在书中第292页关于“1953年事件实情”照录了梁漱溟事后的追记：“我明白是要批判我。果然，先由章伯钧起立发言，指责我许多。继由周恩来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毛主席三次插言。一次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但是，用“1953年事件实情”中毛泽东、周恩来翻旧账的言论佐证在1946年那场调停风波中，毛、周二人就认定梁漱溟是“伪君子、真小人”，似乎说服力不够。

   梁培恕还在书中第245页提到，1991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看到左舜生的回忆录，“其中说到周恩来先已知道了停战方案要点。沈钧儒、张申府将要点告知周恩来，周说不能接受，二人便不在方案上签字”。梁培恕接着写道，“沈、张不签字是事实”。但是又说，“此种表明不赞同的重大举动，父亲在《负疚之一事》中没有提到，对我讲这件事时也没有提到。”试想，如果真如左舜生所言，那么沈、张二人等于做了梁、黄向周恩来许诺过的事，周恩来后来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火了。而且，既然沈、张二人已向周通报，且知道了周的意见，便不在方案上签字了，为何还不告知梁、黄等人呢？至少从现有的史料看，梁漱溟对此事是不知情的。左的说法存疑。

   另据梁漱溟的说法，“此一方案，在二十八日经第三方面同人均认可后，未曾关照中共，即匆忙分别送出。”（参见阎秉华、李渊庭编著，梁漱溟亲修《梁漱溟》，群言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梁漱溟还补充说道：“我们只顾急忙写方案、讨论方案，匆匆忙忙大家签名、分送，居然没有想起以前的约言！”由此可知，虽然方案主要是由梁、黄、莫拟定，但是也是要提到会上让大家讨论决定，“同人均认可后”再签名、分送。说明这期间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不签字，而且与会人员“居然没有（谁）想起以前的约言”，看来不能全部责任都让梁、黄二人背。可见此说法与左的说法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这一方案再怎么匆忙出笼，毕竟也是经大家讨论同意、签字并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意见，而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主要是冲着梁漱溟来的（附带牵连了黄炎培），加之可能听到后来周说梁是“伪君子、真小人”的传闻，这确实足以让范朴斋“尤恶之”。

四

   不管梁漱溟是否听到有关“伪君子、真小人”的传闻，此时的他已非常负疚，认为自己“不堪大用”。几天后他便告别各方朋友，离开南京，也决意远离现实政治了。不多久，煞费苦心的民盟始终未能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三方面”和平调停终告失败。中共发言人表示：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呼号奔走，悯天悲人，可感可泣。（参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史》，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一方面，表明中共给予以民盟为首的第三方面的和平努力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暗喻在此次调停之前中共就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一直都是国方要打、共方忍让，内战的责任要由国民党来负。

   但无论如何，和平调停终告失败意味着“和平真正死了”。同时，这也意味着第三方面（包括民盟）的中间立场已经没有多少立足之地了，第三条道路也即将走到尽头了。因为，民盟之所以能够成为调停国共矛盾、推动国共和平建国的第三大党，皆因国共合作这个基础。一旦失去这个基础，民盟的初衷则难以实现，民盟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立场也将随之动摇乃至退出政治舞台。换言之，以共同的政治主张将有着各自不同政治路线的自由主义民主团体联合起来所成立的政党联合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完成向真正意义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转变之后，面对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冲突直至爆发内战的局面，这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党派也不断分化（当然也可以说是不断进步、纯洁队伍）最终要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选择。同样地，民盟及“三党三派”的领导人也面临着“向左还是向右”的抉择。

   进而言之，和平调停失败、国共内战重开预示着民盟即将面临的抉择和必将到来的命运。即将面临的抉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以是否参加国民大会作为分水岭；必将到来的命运就是不断分化、不断“左倾”直至放弃中间立场，全面倒向中共。

   甚至可以说，一旦与中共一道不参加国民大会，就算不发生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的事件，民盟也将会被国民党不断挤压生存空间、走不通第三条道路，最终走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关于中间党派的地位问题，据说，蒋介石私下曾对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武力至上”的政治逻辑的体现。中共也很清楚这一点。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于9月22日会见了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在谈及国共两党会谈中在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问题上出现僵局时，毛泽东说，贵党领袖张君劢先生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也说，其他政治派别和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为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有点“秀才遇到兵”的意思。

   虽然，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但是，一方面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它忽视了当时美、苏两个大国对国共两党的影响和施压，忽视了民盟在因缘际会中在特殊时期所发挥的“调和”作用，忽略了当时出现的“一丝和平曙光”；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相当于“正确的废话”。因为，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无一不是通过武力付诸实现的。也就是说，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政治逻辑并不仅限于民国时期。

   历史学者杨天石在解读蒋介石日记认为，蒋有过开放党禁的念头，对一党专政的弊端有认识，对在与其他党派竞争中求得国民党的进步和发展也有某种向往，不过，长期一党专政的惯性，使他不能放弃党治。但是，抗战胜利后，美国套用它两党制的模式，企图说服国共双方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同时，实行民主改革一直是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于是，在美国的压力及斡旋下，蒋介石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来又被迫接受了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杨天石据此分析：“蒋介石的对美政策也具有两重性，即一面对美国政府的侵华企图及其霸道有不满，有警惕，但又不能不依赖美援以维持统治，这样，他就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应付和敷衍美国人，在政治改革上做出若干让步。”（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同样地，中共也同时受到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影响。早在1944年6月国共谈判走进死胡同之际，毛泽东就公开表示，希望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能够“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参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毛泽东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并在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当然，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设想也受到苏联的影响，但那已是1948年前后的事情了。倒是在1945年蒋介石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情上，苏联方面施加了影响，斯大林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力促毛泽东等立即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实际上，只有第三方面真想把西方民主搬进中国来，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作此想。当然，他们心中也各有各的方案，但是对待“宪草修改原则”的态度却比较一致，就是口头不否认心中不满意。而且，围绕联合政府的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但在外有美苏两国关于民主改革、成立联合政府的施压和影响，内有要求团结民主、和平建国呼声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以民盟为首的第三方面，恰恰在这一特殊时期为团结国共两党推进和平建国做出了一番成就。民盟并非无所作为，更不仅仅是一个花瓶。

   而且，就算和平调停终告失败、国民党强开国民大会意味着“和平真正死了”，民盟也不放弃和平民主的主张。民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决议，第二反对内战。民盟在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时强调，“今天中国现实政治”，“必先有了和平，而后才能有宪政与民主”。在这一点上，中共是认同民盟的观点的，立场是一致的，均声明不承认制宪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无论是1947年1月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和平、统一、民主”的基本口号，还是4月25日民盟针对国民党宣称“改组”后的政府是“自由主义”和“多党”的政府，所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指出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挽救中国当前危机的唯一途径”，核心都是民盟“反对内战，恢复和平”的一贯主张。同时，民盟积极支持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并坚持以和平、合法的方式，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平台发起和平运动，直至民盟总部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