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业内人士或盟内同人来说，提起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研究，更多想到的是费孝通夫妇1935年的大瑶山田野调查及其成果《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第二次到广西开展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但实际上，在此之前，1928年7月号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上刊载了石兆棠的《僮人调查》。如果说《关于广西僮（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带民族偏见写出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壮族历史的学术论文，那么《僮人调查》则是国内开始进行壮族研究取得的最早成果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壮族在明清时期写作“獞”，1930年起改为“僮”，1965年起正式改为“壮”。为祛除歧视意味，本文涉及“獞”、“猺”处均改作“僮”、“瑶”。

一

   石兆棠生于1909年2月5日，广西柳江人。1946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广西民盟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1932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34年4月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37年8月“七七”事变后回国，任中山大学讲师、副教授。著作有 1996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石兆棠文集》共4卷。

   由以上简历可知，石兆棠是学哲学出身的，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怎么会写出《僮人调查》这样的民族学（或民俗学）调查报告呢？那就需要从我国壮族研究的起源说起。

   据李富强在《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载《人文岭南》2011年3月31日第4期）所说，国人对壮族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始。20至40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我国边疆的蚕食，我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富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到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去。刊载于1928年7月4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的钟敬文的《僮民略考》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魏觉钟、刘锡蕃、徐松石等也发表了论著，结束了外国人垄断壮族研究的局面，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也从此退居次要地位。

   刊载钟敬文的《僮民略考》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的是1928年7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三集”（第35、36期合刊），除以上两篇外，还同时刊发了《西南民族的婚俗》等十二篇大多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章。要想知道刊载钟敬文的《僮民略考》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等文章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是怎么样创刊的，就要追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甚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由来。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中国近代首个人文科学官方研究机构。1927年春，傅斯年利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师资力量，先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创立语史所作为模式探索，为后来史语所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28年3月，史语所筹备处在广州越秀山下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校内设立。1928年7月完成筹备正式成立史语所。1929年5月，史语所迁至北京。

   1928年6月11日，傅斯年主持语史所第三次事务委员会，会议议决：1.暑假期间本所工作仍继续进行；2.关于调查广西瑶人事宜，由杨成志、史禄国与任国荣接洽，本所派专员到瑶人地方实地考察；3.暑假期间由本所指定容肇祖、商承祚到韶关调查一切古迹及历史遗迹。由此可见，语史所最早开始的少数民族实地考察是计划到广西调查瑶人事宜。但是并没有到广西调查僮人的计划。

   实际上，一个月之前（5月），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就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等助教，组成生物调查队，深入广西瑶山调查。1928年语史所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分期刊载任国荣的《（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辛树帜的《瑶山调查》、石声汉的《瑶歌》、黄季庄的《采集瑶山风俗物品目录》，这些均是实地考察的成果。（参见许瑞生《在越秀山遥望鸣沙山——广州时期史语所和中山大学对敦煌研究之贡献》，来源：广东政协网 《同舟共进》2023年第十期）换句话说，近代学术意义上国人的瑶族研究，始于1928年中山大学生物系辛树帜、任国荣等学者深入广西大瑶山进行的田野调查，他们开启了国内学者“发现瑶族”的研究历程，早于费孝通夫妇1935年的大瑶山田野调查。但是，瑶山首行的民族调查毕竟是从属于自然科考（生物学科考）的副产品。

   另外，上述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42期和第46期、47期合刊《瑶族调查专号》上发表的成果，晚于刊载钟敬文《僮民略考》和石兆棠《僮人调查》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三集”（第35、36期合刊）。

   也就是说，虽然语史所最早开始的少数民族实地考察是到广西调查瑶人事宜并形成了调查成果。但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最早刊载的却是有关壮族的考证及调查文章（钟敬文的《僮民略考》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简单，1928年5月至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第二次率领石声汉、任国荣等学者组成生物调查队，作为最早进入瑶族聚居地区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调查的一批学者，深入广西大瑶山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而早在4月间，钟敬文和石兆棠已经在酝酿写作有关壮族研究的文章，并于7月4日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三集”（第35、36期合刊）上发表了《僮民略考》和《僮人调查》。

   至于同时刊发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三集”（第35、36期合刊）上的任国荣的《瑶山记游》，只不过是游记形式的文章。早在1927年11月5日，辛树帜就率任国荣等开赴广西瑶山。除作生物采集外，因任国荣懂瑶人所说之普通语，辛树帜拟请任国荣调查瑶人风俗，作一篇长文，以便刊登在周刊上。但这次调查准备不够充分，只能算是一次探路，辛树帜本人也在路上感冒，感觉“身体固苦极也”，大约以此耽误入山行程，只得几名助手入瑶山住了四五天，基本上只是走马观花，任国荣未能对瑶人风俗作出比较系统的调查，也没能写出“长文”，只以猎奇的笔调写成一篇《瑶山纪游》，登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上。（参见施爱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与早期西南民族调查》，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二

   石兆棠的《僮人调查》名为“调查”，其实并非是真正意义上专门进行实地调查的成果。钟敬文的《僮民略考》也是如此。

图片来源：“思恩府驿站”公众号

   石兆棠在《僮人调查》中写道：“无意中同钟敬文先生谈起人种学的研究来，他要我做一篇关于僮人的文章，我很惭愧，因为我没有才识去做这些艰难的工作，不过感谢敬文先生的激励的美意，一方面我也觉得：1，除开我作实际的记载关于僮人的种种见解外，怕没有别人去写了吧？2，如果我不把我小时所见的人们，与社会作明白的介绍，那我很为僮人悲，只给一些纸上谈兵的人儿在枯寂的品评，糊乱的搬古董的片言来充他们的篇幅。为上面两个心念，我慨然惭愧的答应敬文先生了！”也就是说，其一，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在钟敬文的激励下写出来的；其二，石兆棠是将平日（从小时候开始）对僮人的种种了解进行归纳总结，作实际的记载；其三，石兆棠是具备了一定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积累的，不论这样的知识是来源于大学课堂，还是取自与钟敬文这样的青年民俗学学者的学术交流。

   钟敬文是于1927年秋天经顾颉刚介绍，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务助理。在中大，钟敬文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而此时18岁的石兆棠才是刚入学不久的大学新生。入学不到一年，学哲学的石兆棠就写出《僮人调查》，肯定与钟敬文的交流、鼓励分不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部署的少数民族研究计划分不开。

   石兆棠在《僮人调查》“引子”部分写道：

   “老实说，实际上的僮人并不是你我意想中的那么一个民族了，不独在生活与思想上与我们汉人没有多大差异，即最显易区别种族界限的民族性与信仰，他们也许是现在吧同我们老祖宗到于今一脉相传的也没有十分两样得很，我们除开他们的言语同生活的地域内去实质的区别他们在汉族之外，我们实不应该像瑶人苗人一样的把他们排在一起。”读者也许更多地感受到，作者一上来就想说，僮人并不像瑶人苗人那样容易区分，因为他们与汉人没有多大差异（且不管是一直以来如此还是逐渐被汉人同化的）。但是，读者往往容易忽略了作者隐含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僮人虽然并不是你我意想中的那么一个民族了，但是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明确的定位，明显不同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极力否认存在少数民族的立场。

   此外，“引子”还有三层递进的意思：其一，僮人不独在生活与思想上与我们汉人没有多大差异，即最显易区别种族界限的民族性与信仰，他们同我们也没有太多差别；其二，因此，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言语同生活的地域内去实质的区别他们（僮人）不是汉族；其三，而且，僮人与汉人在生活与思想、民族性与信仰方面的相似性，也未见得全都是后来同化的结果，也许有些是属于人类共同的特性。

   这样一来，由于作者“眼见的僮人的生活与社会状况，与别处别族人的生活与社会，没有多大差异之故”，因此“当然不能照Voltaire的《Candide》(《老实人》是法国作家伏尔泰1759年创作的哲理性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体裁写，只是将传开的目见的事情选来‘志异’罢了”——也就是在其中尽量写出差异性。

   于是，作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僮人的民族性”、第二部分“僮人的社会与家庭的生活状况”、第三部分“僮人的风俗特性”和第四部分“僮人的言语举例”中，根据自己平日的印象和知识积累，尽可能充分地展示僮人在民族性、生活与风俗习惯、言语上的差异。

   在“僮人的民族性”中，作者先是认为，僮人人口不少，“广西号称八百万人口，那僮人佔的地域佔三分之二，至少也要有三四百万”；而且，在语言方面是大同小异。接下来说僮人的特性是“愚呆而忠实俭朴的”，而且用不同的事例说明僮人的忍耐性和反抗性（具有两面性）都很强（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与汉人相较而言）。

   在“僮人的社会与家庭的生活状况”中，作者的观点归纳为：其一，僮人是大家庭制度，有权有势的人才能成为族长；其二，族长下来则是各个小家庭的家长。一般是一夫一妇，夫妻生活虽是很苦闷，却不轻易离婚。家庭生活还算和平舒融，因为父子夫妇之间比较平等，父权不大发达，受卑尊的限制少；其三，贫富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阶级，但阶级矛盾不突出。其四，僮人（土人）的手段与智巧不及客人（包括各种外来人），在经商上实无竞争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农业作为谋生的唯一路径。因此僮人无论富贫贵贱，都是俭朴成性的。此外，僮人的姓氏普通称覃韦廖蓝谭五姓，他们的医药叫做“草药”。

   在“僮人的风俗特性”中，作者从婚姻的各种仪式、道师与灵量的民间信仰、唱（山）歌的习俗等三方面比较详细地描绘了僮人特有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方面的写作应该说是得到了钟敬文的启发和帮助，这部分内容完全体现了民俗学论文的格式和特点。

   在“僮人的言语举例”中，作者认为，“僮人的言语与汉人的发音截然没有关系，显然是另一个民族。不过近来，他们也觉得自己的言语不够用，也渐渐采用汉语把音调变一些，像日本人读中国字一样，他们的文法有时同中国一样，有时倒装”。然后列举僮人的单字，短句，歌谣数则。这部分内容作者也说明与钟敬文商量过。

   文末，作者在“最后留言”中表达了写成之后的遗憾，最主要的就是“只频心上所能记忆的写出，自问平日对此种学术研究的注意很小，如能回乡再切实作科学上的调查，必能多有贡献”。

   但平心而论，《僮人调查》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但也可以算是一篇根据作者自身平日所记及知识积累写成的一篇调查报告，同样具有其独特的先导性学术价值。

三

   奇怪的是，1996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石兆棠文集》煌煌4卷本共200多万字，收录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或者讲义，以及各种政论文章甚至实属应景之作的诗歌，偏偏没有见到也许是石兆棠最早学术研究成果的《僮人调查》。

   钟敬文也有类似情况。他在此之前就写过《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后来钟敬文的所有文集里也见不到这篇文章，说明了钟敬文本人早已认识到它的缺点。后来的人类学家对此文的批评是：“多数研究民族学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将民族学作为职业来认同的作者，没有认识到田野调查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未能进行田野调查，甚至没有搜集实地调查资料的经验。” 这样的批评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是中国民族学早期历史上比较早出现的民族调查（实际上这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篇民族调查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有它的历史意义。（参见陈岗龙《钟敬文先生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相应地，对于《僮人调查》的学术价值，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而不是苛求。

   而且，与石兆棠的《僮人调查》同时刊登的《僮民略考》也只是钟敬文根据文献材料对壮族做的大纲式的考证，因此《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编后”中说：“我们觉得这刊物缺少实地调查的材料，多是纸上材料的措施整理。……真正要把纸上材料措施得妥善，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比钟敬文的《僮民略考》更具备民族调查方面的史料价值。

   另外，也许是学哲学的缘故，石兆棠在写《僮人调查》时也用了一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在“僮人的民族性”中既写了僮人的俭朴忍耐性，也写了他们的反抗性，而他们的反抗性既体现在民族矛盾（“土客相斗”）中，更体现在阶级矛盾上（“抗粮”，反抗清朝的苛税）。在“僮人的社会与家庭的生活状况”中，作者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分为几种不同的阶级，但认为广西僮人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突出，也就是说，广西僮人内部地主压迫农民的现象并不明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兆棠在《僮人调查》中不但没有对少数民族的偏见，而且明确指出：僮人虽然并不是你我意想中的那么一个民族了，但是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明确的立场，既明显不同于当时国民政府极力否认存在少数民族的政治主张，又有别于此后发表了相关论著的刘锡蕃、徐松石等人的观点。

   据《壮族通史》（张声震主编，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版）所载，广西永福县人刘锡蕃利用长期担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培训所所长之机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历史文献，著有《岭表纪蛮》(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家庭、文化、交通等方面。可以说，这本书是系统研究壮族最早的著作之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由于刘氏没有摆脱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此书仍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观点与内容。而对壮族研究有大建树者首推徐松石，徐系广西容县人，他纂写了《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等。而且也是徐松石首先把“獞”改称为“僮”的，说明他能平等看待少数民族。但是，徐松石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在其著述中仍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既论证壮族为岭南土著，又说壮泰源出于古代的九夷九黎八蛮的地区，即自冀豫而至荆阳等州；既论证了壮为一个民族，又曾说“僮佬也的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相较而言，在这一点上，石兆棠在《僮人调查》中表明的立场更鲜明。

   实际上，从现有明清时期史料看，就有不少对僮人、瑶人的记载，虽然含有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但并不否认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

   如明朝的陆应阳在《广舆记》写道：“广西亦粤地也，而风壤气习与广东特异。盖猺獞多而编氓少也。猺獞有生、有熟，熟者巳愿就田赋，轻其科而勿苛，重其禁而勿弛，即为绥戢之方。生者不免煽诱雠杀之端，轻则罪及其酋，重则兵及其穴，则亦不敢骋强而憾吾法。”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统治者在对广西的僮、瑶等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也针对“猺獞有生、有熟”的实情，采取怀柔政策区别对待已经同化了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面对“猺獞有生、有熟”的实情采取不同的对策，说明明清时期的统治者都承认僮、瑶等少数民族的存在，只不过有生、熟之分而已。

   至于民国时期，生僮、苗、瑶等少数民族，则被当时掌握广西地方政权的新桂系视为拖广西后腿的待开化“特种部族”。这其中当然含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成分，但称之为“特种部族”或者“特种民族”，本身就承认了这些少数民族有别于汉族的独立存在地位。在这一点上，新桂系的态度是有别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担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培训所所长的刘锡蕃显然也是与新桂系的立场一致；反倒是能平等看待少数民族的徐松石在论证“僮”是一个民族时立场不够坚定。这样看来，对僮人既没有偏见和歧视，而且认为僮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僮人调查》，值得高度肯定。

   进而言之，1996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石兆棠文集》4卷本当中，没有收录《僮人调查》，实在有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