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民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要想把握胡适对民盟态度的变化过程，就需要了解胡适基本的政治立场及政治主张，以及不同时期国民党、中共、民盟的立场及对胡适的态度等等。同时，把握这个变化过程的关键，是关注从《独立评论》到独立时论社时期的胡适的具体政治主张及实际行动。

一

   胡适的基本政治立场，更接近于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反对过度的意识形态束缚和专制统治。这种立场使他既不完全符合左翼的激进主义色彩，也不符合右翼的保守主义倾向。 一方面，他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学术与政治的严格分离，追求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种立场使他与国共两党的主流政治观点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他主张全盘西化，提倡引入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这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观念有所冲突。也就是说，他在强调西方民主制度、反对专制统治，强调宽容与自由、反对思想钳制方面，立场是鲜明的。

   但胡适又不能简单地被归为左翼或右翼，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具有独特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正是这种不左不右、多元复杂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容易被指责为态度暧昧而引发众怒。甚至有时候，似乎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回避，显得颇为缺乏担当与勇气。

   如果说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以其倡导白话文运动而爆得大名；那么，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起创办的时事政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在民族危机时刻，聚焦于民主与独裁，战争与和平，五四与启蒙，知识分子角色的自身定位等话题的论辩，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同时也为胡适赢得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的声誉。

   早在《独立评论》刊行之前的1929年，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他针对国民党无所不在，党权高于一切的现实说，“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不久，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质疑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后来参加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梁实秋等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独立评论》则是胡适一生政论最集中的平台。《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在北京创刋，周刋，北平独立评论社主办，胡适任主编。独立评论社以胡适为核心，前期社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吴宪、周炳琳、顾振、竹垚生，后来又陆续补充了吴景超、周诒春、张奚若、何廉、张忠绂、陈之迈、陈岱孙、顾毓琇、陈受颐等人。它没有明确的纲领，社员们在理念上甚至也并不一致。这种态度正是这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的立场。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刋号的《引言》中指出:“我们叫这刋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 这是独立的精神。”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靠同人的捐款创刋打开局面；其次，是声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没有任何报酬，不光编委会成员撰文不取分文， 外来稿同样没有稿酬，全都是免费供稿；再次，是大家在此刋物上，宁呜而死，不默而生，只为思想找一个出口。刋物将“独立”二字作为刋名，目的乃希望在思想和言论上永远保持独立精神，标榜着“独立之精种，自由之思想”的刋物诞生了。

   独立评论社的发起人中，不少就是1923年发起的“科玄论战”的科学派成员，而另一派的玄学阵营则有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如果说丁文江、张君劢是当时论战两军的先锋，双方的主帅则是胡适和梁启超。有学者说前者大多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者则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参见刘钝《“科玄论战”百年祭》），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简单的贴标签并不妥当，科学派的任鸿隽就认为丁文江偏拿科学和不在科学范围以内的人生观论争，是“牛头不对马嘴”；玄学派的王平陵则反对滥用“玄学”，认为应叫做“科哲之战”。其次，不管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成员，大多都是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不过在这场论战中，玄学阵营在思想文化领域更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而已。

   当然，玄学阵营中的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比较早地从自由主义转向了国家主义。科学派及独立评论社的成员，大多是有英美留学背景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后来也有倾向国家主义的。1935年，《独立评论》有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当时，苏联、德国、意大利等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使蒋廷黻、丁文江等人认识到国家和政治秩序之重要，决不亚于民主和自由。他们提出，中国应该搞新独裁主义，不要学西方搞民主政治。这遭到了胡适针锋相对地反驳。作为“少数派”的胡适力挽狂澜为民主辩护。

   与《独立评论》一样，《再生》月刊也是于1932年创刊。同年4月，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秘密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黄炎培、罗隆基后来加入）。对于这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再生》杂志同人亦积极参与其中，对《独立评论》诸人观点进行了回应，并最终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即“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他们极力反对独裁，坚持民主的立场。也就是说，在这次论争中，胡适与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社党的立场基本一致。

   《独立评论》因为批评当局，刋物多次被扣留甚至被查禁。另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是作为一种姿态，国民党也向胡适等人“招安”。1933年，因一封查无实据的信件，胡适与宋庆龄、鲁迅等发生争执，导致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盟籍。汪精卫趁机请胡适担任教育部长，但胡适回复是，“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拒绝进入体制内，仍在坚守着“独立之精神”的立场。

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北平的沦陷，《独立评论》停刋了。曾经屡次劝说朋友们远离现实政治的胡适来不及整理心情，却又要收拾行囊踏上新旅程——不得不答应蒋介石前往美国斡旋，为抗战争取援助。实际上，1917年回国后，胡适下定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但没过两年就参与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谈论政治，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想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此时，倒也是过了廿一年才干政治。胡适于是贴上了“亦朝亦野”的标签。

   1938 年，胡适在几番推辞不成之后，出任驻美大使，为抗战四处奔走。毕竟“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9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他为此以诗明志，表示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虽远在海外，对国内局势也并不隔膜。据《胡适日记（1938-1949）》（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941年1月3日载：“冀朝鼎新从国内来，来谈。他说共产党红军的长处：①兵士识字，有知识；②兵官廉节；③确有民主倾向，如到处令人民选村长，最受欢迎。他们的短处：①军械不够；②给养不够。我对他说：共产党拿两师兵的钱去招二十师兵，军械如何能足？给养如何能够？从前冯玉祥等就是这样到底失败的。”看来虽然中共已显露了一定的民主气象，却仍不被胡适认可。

   1945年3月27日，胡适担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8月22日晚，作为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同样参会的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共的主张,并想通过胡适取得美国朝野对中共的支持。作为一个两党制的坚定信仰者，胡适趁机规劝中共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参加选举。8月24日，胡适从纽约发电给毛泽东，重申与董的谈话要点，希望中共“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

   为什么胡适会提出这样的建议？首先，正值抗战胜利，蒋介石此时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胡适也对此期望颇高，认为在蒋领导下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指日可待；其次，此前毛泽东虽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胡适问好，但傅斯年认为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并告知胡适，因此胡适认为有必要以老师的身份规劝毛泽东；再次，胡适认为政府主张解除共产党军队的武装有正当性，而共军不受命，故发生流血。“此种事件最足以使我们明了这十多年的中共问题，及这十年的中共对日作战的态度，及将来的中共问题。”（参见胡适1944年12月8日的日记）换言之，胡适“真挚而诚恳”地认为，既然中共高谈和平民主，那就只有解除武装才能避免内战。

   之前也有人劝过中共。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张君劢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规劝“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但这只能说是书生之见。所以，当国社党的蒋匀田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再次就张君劢提出的放弃武装问题询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幽默地回答道：“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相较于胡适对中共单方面“放弃武力”的规劝，民盟则主张“任何党派不得有党军，一切军队属于国家”（参见《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这才是真正的中间路线，即（如果）“国民党想搞一党专政的独裁，民盟绝不与之合作；共产党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盟也绝不与之合作。”（参见张澜《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本来胡适也是坚持中间立场的，却如此单方面规劝中共，确属书生之见。毕竟，在他看来，要真正实现宪政，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反对党，否则，政治就不可能清明。

   1946年9月，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参加含有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内容的学生集会并发表演讲。11月，参加制宪国民大会。既参加了“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就和张君劢及民社党一样，与拒绝参加“国大”的民盟各走各的道了。

   1947年，蒋介石多次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也屡次强调要“独立说话”而力辞。而“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召开之后，国民党政府确实也需要像胡适这样的“独立人士”说说“公道话”，“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参见胡适2月22日，3月13日、17日、18日的日记）；2月1日，为沈崇案出庭作证；5月，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以独立与公正的立场”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

   此时的胡适，一方面认为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介石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等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当中委（蒋廷黻除外），这是一大失策。并因此劝蒋介石“今日不可再误了”。另一方面，对于此次“国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参见胡适3月18日、19日的日记）也就是说：首先，被中共、民盟及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诟病“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在胡适看来，不过是无关宏旨的小瑕疵，最紧要的是结束训政。其次，不仅如此，国民党强行召开的“国大”，还被认为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因为这样的做法，是抛弃了苏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走向宪政。再次，胡适苦口婆心地劝告蒋介石不可不将一部分倾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留在党外，这有利于他们以独立的身份为政府做事。

   这样的胡适，无疑是在反击中共、民盟等对国民党强行召开“国大”的责难。如果说在参加“国大”一事上，张君劢还有些愧疚与不安，那么胡适则是理直气壮且积极参与；如果说储安平可以公开在《观察》杂志上质疑“国大”强行召开的要害是“与政协程序不合”，那么胡适则只是在日记里私下夸赞“国大”的召开。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虽仍拒绝进入体制内，客观上却是为蒋介石做一个诤臣，为国民党政府做一个诤友。

三

   1947年5月成立的“独立时论社”，虽不及以储安平创办的同人刊物《观察》有影响力，但也是代表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同人组织之一。赞同这一路线的人，大多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该社由北大教授、哈佛博士、政治外交家崔书琴所组织，陆续加入共有40多人。他们各自就国内政治问题撰写文章，由该社交全国各地有关的报纸发表。和之前代办《独立评论》一样，胡适也代办“独立时论社”。

   这一时期，形成了不少以报刊为中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其中《观察》群体，《时与文》群体，“独立时论”群体及《新路》群体最具有代表性。这四个群体的形成都与“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独立时论”群体成员群聚的联结纽带是学缘（或教育背景），即通过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等学校关系聚集起来，特别是与北大学术社群关系密切；同时，这一群体的聚合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参见郑志峰《“独立时论”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 期）其中，既是《观察》周刊撰稿人，又是独立时论社成员的胡先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胡先骕虽为自然科学家，但对社会政治问题也素为关注，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不时发表言论，批评时政，表达对国共两党之争的看法。

   胡先骕与胡适是“和而不同”的朋友。两人曾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打笔仗，属于“不打不成交”。为了抵抗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胡先骕在1947年前后还有意组建中国社会党，并希望胡适来组党。不过，此时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并没有公然出来组党。之所以说胡先骕与胡适是“和而不同”，是因为纵然胡先骕曾经在一些问题上与胡适针锋相对，但是抗战胜利以来，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上，是立场一致的。下面是胡先骕在独立时论社时期有代表性的言论（参见胡先骕《“论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之戡乱政策》，《益世报》1948年1月31日）：

   中国政府虽号称服膺三民主义，而对于民权与民生主义并未见实施，二十年训政期间，民主自由徒为口号，而在艰苦抗战情况下，贪官污吏军阀奸商，作奸犯科，因缘为利，视满清于北洋军阀时代，倍蓰十百，遂至万众离心，奸民铤而走险，共党之祸，如火燎原，国事败坏，日甚一日。

   两年来作者屡与智识分子谈及另组新党之必要，国民党中虽有爱国之士与贤明之领袖，但极端反动自私分子，在党中操有甚大之权力，使党政无由革新。前年夏间青年团在牯岭夏令营中，即有另行组党之运动，盖有血气之青年，不忍坐视其本党之腐化也，终以屈于外力，组党之运动失败，至去年党团合并，而革新运动匿迹销声；民盟则以甘为中共之工具而致分裂，一部分成为政府之友党，但求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一部分则为共党同路人，而为国人所唾弃。今日中国所需者为认清共产主义之威胁而又不肯与腐化分子同流合污之智识阶级人士组织一类似英国工党之左翼政党，不用阴谋或叛乱以图推倒现在之政府，无宁协助政府以谋在政治经济与土地政策上作重要之改革，作者深信登高一呼，其应必响。

   这便是来自新的“第三方面”胡先骕的言论。其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其一，今日之局势，国民党已陷入军事失利、政治腐化、经济崩溃的危机之中，领袖蒋介石虽贤明，但反动分子手握大权，党内改革屡屡失败；其二，之前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则因甘为中共的工具已经分裂，或者成为中共同路人而被国人所唾弃，或者成为政府之友党（青年党、民社党）而只顾在政治上争权夺利但求分一杯羹；其三，因此非常需要有人（如胡适）登高一呼，召集既反共又反对国民党腐败反动分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组类似英国工党之左翼政党，协助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而不是推翻政府。

   此时已进入1948年。几年来内战又起，政局动荡，社会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就胡先骕而言，他自认为自己在独立时论社时期之文比《观察》周刊之文，更切时弊、更具锋芒。实际上，虽然此前储安平也曾寄希望于胡适能够另组新党团结第三方面的力量，但此时的储安平已经几乎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更切时弊、更具锋芒地批判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储氏是与民盟立场一致的。如果真要说胡先骕这些言论更具锋芒，则不过是体现在对中共、民盟的攻击上，而不是体现在对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上。之所以攻击中共，不仅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警惕，而且更是将内战的责任怪罪于中共；之所以攻击民盟，不仅是因为民盟的分裂使之无法再代表第三方面的力量，而且更是将民盟视为中共的附庸而进行谴责。因此，在胡先骕的言论里，我们既看不到对“不合政协程序”的“国大”的责难，更看不到对民盟被迫解散的同情与声援。

   早在1947年7月20日，胡适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接着胡适又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潮流的“偏袒”。到了1948年8月初，胡适又在《独立时论》上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但此时仍然坚持站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知识分子，已经非常稀少了。再看看胡适这一时期的日记。胡适在1947年9月21日的日记里，载有他讲演《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全文。他最后对“我们能做些什么”归纳道：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直接推动选举，积极促进政治。结合当时的语境，我们的解读就是：其一，要监督政府、影响政治，并推动政府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政府；其二，要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后，直接推动选举，以保证1948年行宪国民大会的顺利召开。因此，我们可以说“两胡”的立场基本一致，尽管胡适并没有在日记里责骂民盟，毕竟他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绅士。

   回过头来，我们尝试小结一下胡适对民盟的态度。第一阶段，由于胡适1938年就出国，至1946年才回国，少见其对国内民主运动发表看法。而且，虽然其基本立场与民盟一致（尤其是曾对国共和谈寄以希望并积极出谋划策），但一直有组党念头的胡适另有拥戴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他对民盟是敬而远之。第二阶段，参加“不合政协程序”的制宪国民大会，是胡适与民盟立场不一致的分水岭，胡适对民盟与中共一道拒不参加“国大”的做法是不认同的。毕竟，在胡适眼里，国民党结束训政，召开“国大”通过“宪法”，是一步步在前进；第三阶段，胡适积极参加行宪国民大会，并对后来民盟对他的攻击不予理会，最终与民盟背道而驰。

   如果说民盟（包括储安平等）与胡适有一个从立场基本一致到产生分歧再到分道扬镳的过程，那么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立场，或者说在大厦将倾之际，是推一把还是扶一把的不同态度。进而言之，即“变与不变”的区别：一是民盟（包括储安平等）的“变”，即逐步从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到中间偏左再到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并同情中共，最终倒向中共；二是胡适的“不变”，一直是中间立场，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一直对国际共产主义的“铁幕恐怖”非常警惕，又一直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对待学潮上虽然不赞成，但是也是对“左倾”学生同情与保护。同时，对强行实施“宪政”的蒋介石一直抱有幻想，毕竟他的“新思想”里还藏着“正统”的“旧道德”，从而与前者相比显得更加偏右，执着地“为蒋介石做一个诤臣，为国民党政府做一个诤友。”直到去世。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民主同盟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3、《胡适日记（1938-1949）》，曹伯言整理，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4、郑志峰《“独立时论”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